第一反应是害怕，她甚至以为“大三阳”是绝症。“妈妈，会不会没得治？”电话里，陈小玲听出女儿的声音在发抖。
让陈小玲担忧的是，女儿的室友也知道了检查结果。
她埋怨女儿不该告诉室友，“大家疏远你怎么办？”
陈小玲的担心很快在女儿的回应中得到应验，“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机放在别人桌上，大家会把她们的东西赶快收走。”
高超是吴昕怡高中的同桌、最好的朋友。她鼓励昕怡多和同学沟通，告诉大家乙肝病毒携带者没那么可怕。
吴昕怡对高超说，她努力过，但有室友用短信回复她：“我们知道，但还是很害怕”。
同学张晴和吴昕怡住同一个楼层，她听说，上学期，吴昕怡的一名室友总到别的宿舍住，还悄悄告诉别人她得了乙肝。
陈小玲建议女儿请假回家，调整一下身体和情绪。
吴昕怡没有参加期末考试，提前回了老家。
争议中的“说明书”
休养中的吴昕怡按医生的嘱咐早睡早起，“她希望能好起来去学校。”陈小玲说。
开学前，原本平静的吴昕怡又紧张起来。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母亲，“学校那边怎么办，我怕没有同学会愿意和我在一起学习。”
临近开学，吴昕怡接到学院通知，要复查。
3月初，陈小玲带女儿去医院复查，检验报告显示，乙肝病毒DNA下降了2个值。吴昕怡兴奋地把检验报告当成绩单一样递给母亲，“妈妈，没想到我的病毒量下降这么快。”
身体的好转没能让吴昕怡顺利返校。
陈小玲回忆，学院的领导在电话里跟她说，得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的证明。
“这个证明没法开。”林必定对学校的要求感到奇怪，这位福鼎市医院传染科主任回忆，吴昕怡曾找她请求开证明，“这不需要证明，2007年、2010年卫生部都发过文件，不得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入职、入学。”
林必定介绍，从复查结果看，吴昕怡仍处于乙肝病毒携带阶段，还没发展到肝炎。“携带者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不需要特别治疗。病毒携带期要让病毒和抗体在体内‘打仗’，如果保养得好，病毒量降到标准数值以下，也有脱离病毒携带者身份的可能。”
没有“证明”。陈小玲说，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告诉她，学院按先例，提出让吴昕怡休学半年，和新一级学生入学重读。
“凭什么？学校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不能白白耽误一年时间。”吴昕怡拒绝休学。
陈小玲的说法是：学院领导告诉她，如果孩子坚持要来，学校只能给她调单间宿舍。“还让写一个书面材料，说明她是自愿住单间的。”陈小玲说。
4月20日，这份抬头是“父母说明书”的复印件中显示，“吴昕怡同学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将单独居住，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关于‘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而产生的身体及精神问题的后果。”说明书的末尾用括弧补充，“在单独居住期间产生的身体及精神的后果自愿承担”。
陈小玲记得，3月5日，在说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她把笔一摔，“我们这是在学院‘不想休学就得住单间’的压力下才写的。”
马强不认为这份“父母说明书”带有强迫性。
4月20日，新京报记者以死者家属身份，陪同陈小玲来到学院。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说，住单间“是学生和家长自己的决定。”
马强不认为她遭到同学排斥，他说，吴昕怡检查出大三阳后，学院曾向她的室友们普及常识。“学生们都很理解，但大家反映，吴昕怡开始疏远她们，在宿舍里大喊‘我的血很脏’，和大家交流也改成用短信。”马强说。
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莉证实了马强的说法，“住单间（宿舍）是学生本人和家长向学院申请的。”
张莉说，学校宿舍资源紧张，“从宿舍设置上就没有单间这一说”，但考虑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学院多方调整才给她安排了一个房间。
“当时还有学生劝她别单独住。”张莉说，从该生住单间的必要性、宿舍资源和安全上考虑，学院也不建议单住。但由于学生一再坚持，学院考虑“学生申请不能空口无凭”，申请性质的说明书也是在履行程序上要求她写的。
张莉表示，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学校在学习生活上和其他学生没任何差别对待。
对于学院建议吴昕怡“休学或跟下年级学生重新入学”，张莉称，这要根据学生的身体状况，如果学生在某种疾病的发病期，肯定会建议他休学、回家治病休息，“我们也要对其他学生负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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