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抗日名将后人定娃娃亲 70多年后再见面(组图)

　　王禹九惦记与好友生前的约定：“离儿（后改名为黎）与永翔的婚事，静兄在日曾经多次说话，后以我妻反对作罢。自静吾（路景荣号静吾）殉国后，妻意设将来二小儿女不至十分相差，当促成之。”

　　当年11月，王禹九亦奔赴淞沪会战前线。1939年，王禹九参加南昌会战率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37岁，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中将。

　　王禹九牺牲之后，他出征前的遗嘱公开。遗嘱开头的几句话就是：“强邻压境，国步艰难。为国捐躯，份所应尔……”

　　路月浦亦记得父亲当年刚上战场寄回的家书：“对日作战不可避免，这次战争非比寻常，军人守土有责，打不退日军进攻，决不苟全性命。”

　　至此，两位将军求仁得仁，以身殉国。而在这两位抗日名将的身后，两位母亲带着孩子颠沛流离，从此天各一方。

　　70多年后再相见，路月浦和王文黎皆有家室，子孙成群。提及当年那段“娃娃亲”，两位老人大笑之余，更感慨岁月沧桑。

　　将军离去之后

　　路月浦介绍，父亲牺牲后，上海和常州很快沦陷，母亲张瑞华被迫将小妹路洁霞留在外公家抚养，自己带着大女儿和路月浦，踏上逃难流亡之路。当时，张瑞华腹中还怀有一子。

　　几个月后，路月浦最小的妹妹在湖南益阳出生。一个孤寡女人，带着3个孩子在异乡，本就十分不易，加上战火纷扰，吃尽苦头。

　　成长中，路月浦关于父亲的记忆非常模糊，除了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于父亲牺牲地，另一个与父亲的联系便是一把中正剑，这是路景荣曾经佩戴的。

　　路月浦把宝剑挂在床头，想象父亲提剑杀敌的样子。

　　后来，一伙土匪盯上了这孤儿寡母，以为是军官家属，再潦倒也会有油水。于是，闯进路月浦家中。为了保护母亲，路月浦挺身而出，无奈太过年幼，土匪将家中洗劫一空，父亲遗留的那把宝剑，也未能幸免。

　　路月浦大哭。这段经历成为路月浦的心结，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父亲不在身边的痛苦。

　　更痛苦的，是路月浦的母亲。

　　“我以后的痛苦不知要到什么样了”，张瑞华在一张和丈夫合影的照片背后写道，“我终日的希望，把你遗下来的子女（抚养成人），将来为你报仇，你要在阴中保佑你的儿女！”因生活困苦，张瑞华几度想轻生，但最终因孩子而放弃。

　　而在王文黎的记忆中，经历了如同路月浦一样的困苦生活，“甚至更苦”，“我们是没有童年的一代人”，王文黎说。

　　为父亲正名

　　两位将军牺牲时，路月浦和王文黎都不过三四岁，这让两人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加之，

　　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都被戴上了“反动军官家属”的帽子，两人对父亲的身份更加迷茫。

　　“文革”结束之后，为了给父亲恢复“烈士”的名分，两家人开始了大量的走访、搜集证据，这一过程中，路月浦、王文黎在史料中、图片中，开始重新“认识”父亲。“他是一个豪情满怀的爱国军人、慷慨赴死的抗日烈士”，王文黎说。

　　1950年，国务院曾出台明文规定，“承认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官兵为烈士”。手握这一“尚方宝剑”，尽管天各一方，没有联系，但路月浦和王文黎几乎同时踏上为父亲“正名”的道路。

　　路月浦和母亲多年奔走，辗转多个部门呈情，得到的答复都是，“是有这样的规定，但现在行不通。”

　　终于，借着平凡冤假错案、全面落实政策的东风，路月浦一家多年的努力终有结果。

　　1981年，江苏省睢宁县革命委员会发出一纸公文：承认路景荣同志为烈士。

　　张瑞华获悉后，热泪盈眶。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当天在记事本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1981年正月初七，得悉静吾评为烈士，大喜。”

　　3年后，王文黎一家人的努力也有结果。上海市人民政府发文确认：王禹九为烈士。

　　“正是这张纸掀掉了多年压在众亲友身上的‘精神枷锁’，大家欢欣鼓舞。”王文黎说。

　　1982年，路月浦调回南京在江苏省商业厅工作，想把父亲遗骨迁葬到南京。再回常州，才发现，公社大规模平整土地后，已找不到父亲当年的墓地。

　　一家人只好竭力分辨大概是原来的坟墓之处，焚香烧纸。

　　路月浦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母亲眼泪长流，不停地呼唤“静吾英魂归来啊！我们一起回家……静吾归来啊，回家……”

　　深深地悲恸之后，张瑞华拾起纸灰和黑土，装进骨灰盒，带回南京，安置进到觉寺墓园。

　　1998年，张瑞华病故，按老人遗愿，路月浦将父母合葬。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