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女中豪杰 揭秘刺杀袁世凯的传奇女律师

　　牵手走过万里的青春

　　灿如夏花的留学岁月，不只有革命的激情与热血，更有花季少女的柔情似水。在法兰西，郑毓秀爱上了当时名声在外的王宠惠，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终于未成因缘。

　　但郑毓秀也找到了自己的终生伴侣，也是后来的丈夫——魏道明。了解民国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应该是相当熟悉。魏道明于1930年出任了民国南京特别市市长，1947年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首任主席，官至外交部部长。当然，郑毓秀的名声不仅仅是通过她市长夫人的头衔得来的，她自己的经历在当时的民国，就是一部传奇。

　　魏道明小郑毓秀近十岁。他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随父亲到北京，就读于法文学堂。1919年赴法国留学，经同乡介绍认识郑毓秀。起初郑毓秀并未对他多加留意，只将他视为小字辈，后来魏道明也进入巴黎大学法科，成为郑毓秀的学弟，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功课，魏道明言谈中肯，有独到之处，得以折服自视甚高的郑毓秀，使她一改原先对他的态度，视魏道明为知己。[3]

　　1926年，魏道明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不久郑毓秀也返国，年底他们的联合律师事务所就开业了。当时在上海，由于洋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华人与洋人打起官司来十有八九要吃亏，一般律师都不愿意接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案子，但是郑毓秀和魏道明二人不信这个邪，不惜与英法等国领事力争，几番为华人争得权利，于是魏郑律师事务所名乃大噪。1927年，郑毓秀与魏道明在杭州结婚。

　　社会正义的最强声

　　郑毓秀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律师，这个荣誉实至名归。在当时，虽然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已有所提高，可以从事各种自由职业，但律师这个职业，一直是女性的禁区，比如1915年司法部颁布的章程，其中明确规定律师应为“中华民国之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讲，法律规定中的“应该”其实就是必须的意思，如此明文规定的“性别歧视”，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传统。

　　虽然规定如此，但总有办法。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后，郑毓秀发现，作为一名取得法国律师牌照的中国人，她可以在法国租界的法庭出现。于是，郑毓秀成为涉足这一禁区的第一个中国女性。

　　随着经手的案件越来越多，郑毓秀逐渐成为当时数得着的大律师。比如当时名噪一时的梅兰芳孟小冬离婚案，郑毓秀作为孟小冬的代理人出面调解双方，案子最终以梅兰芳支付孟小冬四万元告终，想想二人曾经美满幸福的姻缘，不禁一阵唏嘘。

　　郑毓秀不畏政府权威，1926年，知名民主人士杨杏佛被捕，郑毓秀出面担任杨的辩护律师，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政府不断施压，法庭上慷慨陈词，影响甚大。经过郑毓秀等人的努力，杨杏佛最后成功脱险。

　　英雄迟暮忆往昔峥嵘岁月

　　在律师生涯之余，郑毓秀还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1927年，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其中“上海法政大学”校长一职担任了7年之久。教学之外，她还出版了两部对中国法律界卓有贡献的著作。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28年成立，郑毓秀被任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次年1月即指定郑毓秀和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宽、林彬五人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法的起草工作。于此同时，郑毓秀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随着四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蒋介石不得不为自己谋一条后路。1948年，其嫡系陈诚取代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为将来退守台湾做准备。而郑毓秀夫妇就此移居美国，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

　　远离政坛后，夫妇二人从美国又转到巴西，曾尝试经商，但因经营不善，外加人脉生疏，郑毓秀夫妇在巴西逗留数年后又复返美国，过着旅居生活。此刻的郑氏夫妇，想回中国大陆，已是奢望，想回台湾，蒋介石因早年的恩怨不给他们办理通行证。漂泊异乡的郑毓秀，痛感英雄落魄而无用武之地，只好终日聚集朋友搓麻将、叙故旧、忆往昔，消磨时日，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心怀壮志的奇女子来说，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折磨。

　　就算这样，无论走到哪里，郑毓秀都随身携带着那根法国的玫瑰枝。早已干枯的枝干，被她镶进画框里，悬挂在客厅的墙上，一直到她逝世。有人说，这个在上流社会浮浮沉沉的民国女子，仍然在怀念那个“以玫瑰为枪”的历史瞬间，和那些早已逝去的快意恩仇的时光。

　　1954年，郑毓秀左臂病发，现癌变症状，被迫切除左臂，这对一世英名的郑毓秀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客居他乡、倍感落寞的郑毓秀，晚年疾病缠身，度日如年，于1959年12月16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