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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