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孩子是我亲生女儿,我自己给她开了一个小追悼会”
“网上有人说我是袁梦的继父,袁梦跳楼讨薪是我们策划的,这对我伤害太大了!”张浩哽咽地说,“袁梦是我的亲生女儿,只不过随母姓,而我跟我爱人从来没离过婚,我们感情一直很好。女儿死后,我自己给她开了一个小追悼会。”张浩情绪激动地告诉郑州晚报记者。
袁梦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后来,父亲张浩到河北包工程,袁梦在2008年跟随父母来到河北念书,今年刚念初中二年级。
随着父母的努力打拼,家庭条件慢慢好起来,两年前,他们在冀州城郊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年前,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在熟人眼中,她是一个特别乖巧懂事的小姑娘,很懂得替父母分担。“她爸爸妈妈平时比较忙,小姑娘刷碗拖地家务样样会做。还有,她特别疼她的妹妹,经常替爸爸妈妈抱着哄。” 张浩的同乡挚友严先生告诉郑州晚报记者。
袁梦的班主任吏老师告诉郑州晚报记者,平时在学校,小姑娘比较文静,普普通通也不太招眼,从来不给老师和家长惹事。“小姑娘很要强,上进心也很强,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初一那年她生病半学期没上学,她一直在家下苦功夫坚持自学,虽然有些吃力,但课程基本没有落下。”
然而,因为凯隆御景的工程款拖欠迟迟拿不到,几乎每天都有工人到张浩家里讨薪。面对开发商的拖欠和工人们的催讨,张浩夫妇整日一筹不展,也给懂事的袁丽带来了心理压力。“闹到孩子连作业也写不下去。”
事发前一天是袁梦的生日,为工程款愁闷的张浩夫妇甚至忘了给女儿过生日。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生日的第二天,14岁的袁梦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3
讨薪何时不再以死相逼?
农民工讨薪,几乎是一场年年上演的岁末之战。2011年“恶意欠薪”被写入刑法修正案,被寄予厚望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却少闻立案。据统计,自恶意欠薪罪生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仅有120名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处刑罚。
各地都要求工程单位按照项目总造价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一旦企业欠薪,政府可动用保证金先行向工人支付,但因种种原因执行不到位,效果大打折扣,在一些地方,企业找找关系,这笔钱就可以不交或少交。
北京至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李柯表示,农民工这种想法背后暴露的,实质上是当前农民工的维权困境。
袁梦跳楼后,开发商拖欠的工程款得以快速解决。无疑,这再一次在广大农民工心里印证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依靠自身的努力“制造新闻”引起社会关注,只有把“事情闹大”,以死相逼才能解决问题。
但愿农民工以死相逼的讨薪事件越来越少!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