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
章与乔冠华的绯闻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通天人物”。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也要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先斩后奏激怒92岁章老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讲清楚?真是太难了。章老当时已92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作者:洪君彦)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