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澄清
三女生齐称系“诬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既然符福山已经多年上访，该案为何没有进入调查视野？对此，时任文昌县教育局办公室一位陈姓主任曾透露：类似符福山这种事情，“文革”时期在文昌曾经发生很多起。
1978 年，文昌教育局成立了专门的平反机构，做了一些平反工作。由于当年教育局找不到揭发的那3名女生，该案未能展开全面调查，真相的彻查也就被耽搁。不过符福山另称，原来学校的领导、派系的对方在改革开放后调入教育局工作，也致使他的案件无法正常进行调查。对此，文昌教育局及组织部，均否认此说法。
事情的再一次转机，出现在2004年。符福山称，他当年的学生符积炳在听说其信访遭遇后，深为同情，开始替他寻找当事人。2005年2月12日，符积炳致电符福山，让他到文昌市城区的某一个茶馆见一个人。到了茶馆后，符福山看到了符积炳和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在等他，“那个女人就是林会群，30多年没有见面的学生了，我根本认不出来。”
“林会群见到我，显得有些拘谨。后来，她说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听了以后简直是难以置信。原来是当时学校的领导教唆女学生，以推荐升学为由，让学生编造被我强奸的罪行，陷害我。”符福山称，当他听闻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到既震惊又愤怒。
从2005年开始，在符积炳的帮助下，当年称“被强奸”的三个女学生被逐一找到。她们分别为：林晴、林会群、林庆菊。符福山和3人见面后获知，当时被诬陷的经过几乎一致：“由学校当时一位老师写好揭发材料，然后再由学生抄写一遍，摁上手印，就成了老师奸污学生的罪状”。
12月4日，羊城晚报记者经由符积炳，联系上了案发当事人。谈及具体“揭发”原因，林晴和林会群均称：“文革”爆发后，当时的中学并没有正规的高中招录考试。为能被推荐上高中，她们听从派系头头潘某的“教导”，抄材料揭发符福山奸污自己，以换取上高中的机会。
“当时，我们都只有13岁，对性的概念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清楚。”林会群回忆，当时她们正读初中二年级（当时小学为五年制，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制），上高中需“推荐”。
林会群澄清称，当被告知整黑材料，揭发符福山才有机会上高中，两人没多想后果，便参与了“揭发”。1969年，在参与揭发后，林会群称自己和林晴都如愿升上高中。但之后，她们两人均背上了被奸污、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名声，自己也成了这个事件的受害者。七十年代末，林晴与林会群两人分别远嫁到乐东黎族自治县和昌江黎族自治县。
30余年过去，两人都已嫁为人妻生儿育女。2006年，当听闻符福山还活着，并为“奸污”一案信访达三十余年，林会群和林晴均表示愿意站出来说出“真相”。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该案发现，从2005年开始，符福山被指“奸污”女学生求申冤平反的新闻开始受到当地媒体的关注，随后，林晴与林会群分别写证词，寄到文昌教育局，希望重启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文昌县委组织部发出的（73）107号处分决定文件中，3名被指遭符福山奸污的“女学生”中，除林晴、林会群、林庆菊外，还有林秋梅。不过林秋梅公开回应称，自己并非学生，她因年龄和符福山相仿，符曾经向她求过婚，遭拒后就再也没有发生来往过。在这份组织部发文的文件中，她是被以学生的名义牵扯进来，自己并不知情。
D官方
当年调查结论有失实
真相调查得以推进的转机，再一次出现是在2007年3月。记者梳理该案看到，这年的3月，海南当地的主流媒体，以大篇幅的报道对符福山之遭遇予以披露。随后，文昌市委组织部、教育局回应称：会找到“澄清事实”的3名女生，彻底调查事情真相。
此后的调查，持续了两年之久。12月5日，羊城晚报记者在文昌市通过调阅组织部现保存的原始档案获悉：符福山涉嫌“奸污3名女生”的文革遗案，主要由当地政法委牵头，于2009年联同文昌市公安局法制股、文昌市检察院犯罪预防科、文昌市法院立案庭、文昌市教育局等多个部门，进行了联合调查。
2009 年8月，文昌市政法委回复协查符福山历史问题的函，称：一、符福山1967-1969年在抱罗梅桂山小学当教师期间，已是有妇之夫，与该校女学生林晴（林少琳，当年仅13岁）发生男女两性关系是事实。二、符福山原不是我们司法机关处理，应有组织部门处理。同时官方还在相关的函件中，否认了符福山在“文革” 中因卷入派系斗争遭陷害的说法。
令人玩味的是，该份真相复查的函件，认定了符福山与林晴发生两性关系，但并未提及符福山“奸污”的另外两名女生林会群、林庆菊。这是否意味着，林会群、林庆菊40年后的翻供言词，确实为真？
对此，12月5日，羊城晚报记者就此疑问向文昌市政法委求证。政法委执法监督科一工作人员称，真相的彻查已过去多年，领导也换了多批，如今的政法委的工作人员，无一人能对此做出回应。
事情并未就此沉寂。在得到调查部门给出如此的答复后，在官方眼中“性格偏执”的符福山又选择了信访、申诉之路。记者获悉，符先后向海南省委组织部、国家教育部递交过申诉材料，内容包括3名“被奸污”女生的最新证词。记者查询原始档案获悉，海南省委组织部在2009年琼组函（2009）11号文中，向文昌市委组织部表达如下了意见：应先由有权处理遗留案件的职能部门据案复查，再有组织部进行复审。
对此，文昌市委组织部干部科一工作人员表示：直至今天，组织部对该案的定性，仍以2009年8月文昌政法委认定的“结论”为准。因当年参与真相调查的部门较多，组织部不可能单独对该案做出“新的结论”。 “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当事双方提交的新证据，仍不足以推翻原定性。”依据何在？相关人员表示，因当事人符福山当年自己曾书面承认过与林晴发生过关系，其原话为：过去承认，现在承认，将来承认，入土后也承认。
2010年8月，在符福山坚持信访多达数百次之后，文昌市政法委与符福山签订了一份《涉法涉诉救助协议》。该协议书写明：2009年12月，经政法委主要领导批示对该案再次调查、研究讨论，认为：1973年（文昌）县委保卫组（负责政法工作）的调查程序不规范，结论有失实之处。1973年县委组织部据此做出的“处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由此导致符福山多次申诉，政法部门负有一定责任。
根据协议内容，政法委在考虑符福山生活艰辛后，决定一次性救助其5万元。但前提条件为：符福山承诺今后不再以同一理由向任何部门上访、申诉、控告，也不得提出国家赔偿，协议一旦生效有关部门将不再受理符的申诉。对此，文昌市委组织部一工作人员表示，市政法委的这一协议，事后让政府感到“很尴尬”：其出发点可能是息访，但要求当事人放弃申诉权利，显然违背法治精神。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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