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男孩被认定学黄片杀3岁女 称遭警方威胁(图)

　　时间无法对应的笔录

　　仔细对比笔录可以发现，对于小强、小刚和彭玉蓉三人见到何小红的时间，无法相互对应。

　　小强的供述称，“9点30分，何小红跟我、李家华、李明、小刚一起玩耍。”大概9点50分左右自己将何小红带到对面在建房七楼，紧接着就实施了犯罪行为。

　　小刚的询问笔录则显示：9点多和小强、李家华、李明一起玩扑克，10点左右，何小红上来玩，被爷爷何贻伟带走，11点左右下楼上厕所，和何小红玩了一会积木后去找同学。

　　彭玉蓉的询问笔录显示：11点30分左右，看到何小红和小刚在巷子里玩耍，大概12点5分左右，上三楼问小强有没有看到何小红。

　　同样无法对应的时间还有小强将其致死何小红一事告诉小刚的时间。小刚的询问笔录显示，大概中午12点半左右，小强一个人回来后单独告诉小刚其将何小红致死一事。而小强供述这一时间为下午2点左右。

　　小强供述的作案过程和案发后证人在现场看到的情形也有出入，案发后抱着何小红送往医院的彭帅描述，“电线虽然是拉直了的，但并没有缠绕何小红的颈部，感觉像是挂上去的一样。”而小强的供述则是他将电线缠在何小红的颈部。

　　小强称模仿黄色动作口供系办案人员所教

　　罗洪涛表示，除了收入案卷的讯问笔录外，警方在此之前还对小强进行了两次讯问，但这两份笔录至今都未归卷。他还认为三次讯问都不存在《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的情形，警方却不准其到场。

　　第一次是在案发后不久，沙溪镇派出所的民警对小强进行了询问，小强的舅舅后来到场签字，在这次讯问中，小强表示何小红的死亡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自己一直在家打牌。

　　罗洪涛称对小强进行第二次讯问前，他要求到场但被拒绝，且没有通知其他监护人到场。

　　第三次是2014年1月23日23时57分至2014年1月24日2时47分，到场的监护人为小强当时的班主任。

　　罗洪涛提供的录音显示，小强的班主任称她并不清楚小强讲了些什么，因为当时已经是半夜，自己迷迷糊糊的。而面对澎湃新闻时，该班主任称从头到尾都是清醒的，且“小强说的是什么，笔录上就是什么”。

　　对于笔录上的供述，小强称是因为遭到办案人员的威胁，“他们吓我，我害怕，我想回去，以为说了就可以回家。”他还表示“黄色录像”的细节是办案人员教他说的，“《检讨书》也是他们要求写的。”

　　罗洪涛告诉澎湃新闻，他作为证人并非嫌疑人，但在询问过程中却被戴上脚镣手铐，被询问的时间从2014年1月24日零时到2014年1月24日16时左右，而不是笔录中记载的时间。他称自己遭到辱骂、威胁，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让上厕所，不准睡觉，“他们还告诉我大儿子小儿子都已经认了，指纹、证据都有。”

　　小刚告诉澎湃新闻，他的陈述也是因为遭到办案人员的威胁，“沙溪镇派出所所长杨杰对我拍桌子、摔手铐，还说：不认就关进少管所。”他表示自己是因为害怕而撒谎，而在这期间其班主任还未到场。小刚当时的班主任告诉澎湃新闻，“我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小刚已经在那里了，但不知道已经询问了多久。”

　　申诉

　　如今罗洪涛一家已经搬到别处，生活的重心被申诉占据。

　　2014年1月28日，罗洪涛分别向通江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法委、人大递交书面材料，请求重新侦查，但未获回应。

　　该案民事部分一审开庭后，罗洪涛再次向通江县公安局、检察院、政法委递交申诉书，亦未获回应。

　　7月2日，申诉书递交到了巴中市公安局、检察院、政法委，之后巴中市公安局前去审查此案，但罗洪涛一直没有收到结果。

　　通江县公安局办公室负责人向澎湃新闻表示，该案件没有问题，但不便透露侦破过程，对于家属罗洪涛为何到处反映情况、上访，该负责人表示并非对公安部门的侦查结果有意见，而是希望减少民事赔偿。

　　巴中市公安局法制处警官陈阳则表示，在罗洪涛申诉至市公安局后，已前去审查，并未发现问题，按程序已经移交至通江县公安局。

　　“我的娃根本就没干，何来民事赔偿。”罗洪涛对“希望减少赔偿”的说法非常气愤，他曾给小强投保了监护人责任险，案发时间刚好在保险期限内，“就算是真的，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赔偿。”

　　目前，罗洪涛已经将申诉材料递交到四川省公安厅，截至发稿，罗洪涛尚未收到答复。

　　“只要没干，我就不怕！”采访过程中，罗洪涛在许多场合都重复这句话，一脸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