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北京“八大胡同”妓女的命运:比猪肉都贱(图)

　　妓女不是天生的，穷人家的女儿是被逼上卖身的不归路，伴随旧社会的是地主的豪夺，无穷无尽的战争，还有军阀的抓丁，而娼妓只是一条罪恶产业链上的末端。每到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时候，就是人贩子、黑社会猖獗之时，老百姓过不下去日子的时候，卖儿卖女都是常事。而在那个时候，无良的人贩子黑社会几乎都是连骗带唬的把一个好好的姑娘逼良为娼，很多女孩子在卖身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签的是卖身契都以为是工厂的合同。在当时，所谓的警察厅这些衙门都是保护窑子的，当时的人说，这种骗人逼良为娼的事情就是告到蒋介石那里也没用。八大胡同的警察有著名的“五敲诈”，说他们是一敲商户，二敲妓院，三敲小铺，四敲妓女，五敲平头老百姓。尤其是分管前门大栅栏一带的警察，最爱突击临检妓院，除了受捐课税，一般都还要捎带手敲上一笔。警匪勾结鱼肉百姓，在那时是见怪不怪的景象警察局扮演的都是黑白通吃的角色，只要钱使到了没有什么不敢干的。讽刺的是，民国时期的北平市政府在管理规则上都规定着不能强迫卖淫，不得虐待妓女，不得强迫妓女留宿客人，甚至还规定了不能阻止妓女从良。而规章若不能实行，还不如废纸一张。

　　当时北平的妓院里都有一个抽牲口用的皮鞭，被称作“懒驴愁”，领家们都有一句口头禅“摇钱树，摇钱树不抽打是不会掉钱的。”而为了不让嫖客看到妓女身上的病症，他们还会使出更令人发指的手段，用火钳子将伤口一烫一封就继续接客。就这样妓女从卖唱、卖笑、卖身直到卖命。四等妓院基本是妓女的鬼门关，当时妓女活的时间都短，基本在30岁左右，七成以上的妓女活不过40岁，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每个妓女都希望可以出现一个人，能带着自己从良，然后浪迹天涯。可惜，这都是梦想，现实中，从良并不那么简单。赛金花前后嫁了状元洪钧和民政厅长魏斯炅，可是在民国22年，魏斯炅前脚去世，老无所依的赛金花只能回到八大胡同，三年后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而“明大义识大体”的小凤仙自打蔡锷返回云南以后，她的云吉班外天天排起长龙，各界人士揣着大钱登门，但都不是为她赎身的，都是为了“与松坡共享同靴之好”。在嫖客眼里，妓女的地位还不如一只鞋。

　　新中国解放后改造妓女的过程中，一些妓女回忆起了一些悲惨的故事。北平三等妓院华庆馆，一个叫小翠的妓女患了花柳病起不了床，根本无法接客，可领家残忍的将其活埋。而同门的妓女目睹之后，喊出了一句：“我们早晚都一样!”还有人这样回忆道：“12岁就逼我买红，一天卖了20多铺还嫌少，找茬打我，打死了把黄纸熏过来再打。”“头回上捐没上好，打得我滋血暴流，肚子里有三个月的孩子，逼我吃大败毒打胎，没有用，她一棍子打下来，第二天就逼着我接客!”

　　在八大胡同这种藏污纳垢之地，妓女往往处于最底层，生存环境也最凄惨。三等妓院的妓女们站在暗不见天日的小屋门口等待嫖客挑选，而在很多家的妓院中，还有很多很多尚未成年的女孩子，也被逼迫着不分白天黑夜的接客，她们的花季尚未开始就已经凋谢了。民国末年，三等妓女每月上的税钱是10万法币，检验费25万法币，每接一次客是10万法币，老板要从中抽走9万，也就是说，妓女每个月至少要卖身35次才刚够交政府的钱。当时北平的一片猪肉还要卖到25万，在那个时候，人肉竟比猪肉贱!

　　更为悲惨的是，到了四等妓院，很多老板是不给妓女钱的，折合成窝头，还美其名曰“管吃管住”。新中国在解放妓院时，在《北京市处理妓女工作总结》中提到，经过血液细菌等一系列检查后，在全体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了96.6%!没病的，只有44人。在患者中，患有梅毒、淋病者居多，同时大都兼第四性病即性病性淋巴肉囊肿。其中有35名病情极重，也就是三种病和其他病症兼得。

　　新中国成立，彻底肃清吃人的娼妓制度

　　1949年11月21日晚七点，随着一声令下，37辆在天安门前待命的军用卡车，风风火火地驶出了前门外，德胜门外，朝阳门外，西郊白房子以及东郊等各个妓院集中的区域，2400名干部战士分赴指定地点，晚八点统一出击，各个胡同口由解放军战士和管区民警把手，工作组的同志进入妓院宣布封闭令，并对妓女进行集中，在组织妓女上车，监督账房清点财产并登记造册之后，战士们将印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字样的封条贴上了各家大门。全市237家各类青楼娼馆就此成为历史。1303名妓女被运往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八个妇女生产教养所。

　　在1950年《北京市处理妓女工作总结》中详细的记载了，解放后的中国政府花费医药费十一万六千八百零三斤(以小米计)来治疗当时被解放的妓女所患的各类病症，治疗后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1950年，中国政府举办了“批判妓院老板领家的斗争大会”，大会举行的地点就在关押他们的后马场监狱操场上，当时如果不是有军法处和教养院的同志拦着，那些万恶的领家老板可能当场就会被已经解救出来的妇女打死。经过调查和审讯，有一百多名的妓院老板和领家被定了罪，根据罪行轻重和认罪态度，第一批有48名被处以徒刑，第二批81名分别处以徒刑、劳役、罚米罚钱，罪大恶极的几名领家老板被处以极刑。

　　处以极刑的那几名老板在押赴刑场的当天，教养院特意请示了军法处，让卡车从八个教养所门前一一开过，一时间，“替死去的姐妹报仇，替受苦的姐妹伸冤”的喊声此起彼伏。

　　对于改造好的妇女学员，有的人在政府的安排下结了婚，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为了帮助这些妇女嫁得好，过的幸福，教养院把每一个来报名的男士都进行了审查，真想把她们娶回家的是要有组织的介绍信的。最终成功嫁出去的学员有505名，自愿嫁到农村去的154名。有家着帮助其回家，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政府对每一个人的前途都是负责到底的。处理工作从1950年2月1日开始到6月5日才告一段落。结婚的505人，后来增加到了596人，回家的374人，参加剧团和医务等工作的34人，后来增加到62人，妓女兼领家已处理的62人，送安老所的13人。姐妹们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最后只剩下209人，这些人走进了政府专门为她们开办的“新生棉织厂”，学习技术，从事劳动，用自己的双手挣取干净的口粮。从事医务工作的妇女一多半都参与了卫生部防疫处的防疫队，走进乡村地头，为基层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从事文艺工作的妇女，有8人考进了国家级的艺术院团。至1951年底，曾经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娼妓现象，被彻底铲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