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微博救妻”之后 蟹爸杨海鹏这三年(组图)

　　二

　　“昨天晚上，一个律师朋友带了案卷找我，开了夜车。”上午10点，杨海鹏脸色苍白，短发耷拉下来，那状态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话题很快被转移到“东星航空案”，继而又是一个案子。话匣打开后，杨海鹏的精力反而恢复，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下来，时而大笑，他的朋友翟明磊调侃他外表像巨灵神，很高，眼睛又大，说话有点咄咄逼人，但“情感细腻”，“心地特别善良”。

　　不断有人带着案子来找他，记者、律师、举报人，他给对方分析、解读。这方面，法官出身、又做了10多年调查记者的杨海鹏有着充足的自信，他曾说，很多记者是照搬律师的话，而他则是在律师拿来的基础材料上进一步做研究。他会把一些料放到微博上，嬉笑怒骂一番，收获追捧或敌意。

　　他可能从没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媒体行业告别。蟹妈案判决前一周左右，《财经》杂志派人到上海，提出和杨海鹏解约，要求是不说原因。“你想不到，全国最牛逼的杂志社啊。”3年后，他一边冷静地条分缕析这背后可能的利益与压力，一边也感叹这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他本寄望于东家能保持沉默，“我不需要它帮忙，它一帮忙那就是他们之间的勾兑，就没我什么事了。但它不吭声，对我至少是一种保护”。

　　蟹妈入狱，判了4年。“微博救妻”过后，杨海鹏要面对的是，设想的所有可能结果中最坏的一种。

　　杨海鹏的父母和姥姥搬了过来。于是，在可预见的三到四年内，杨海鹏家的格局是，47岁的杨海鹏和3个老人，1个9岁的孩子。蟹妈出事前，这个上海男人已经变成了半个居家男人，如今这个家将全靠他一人负担。“棋局已经输了，我只能一点点往外扳。”杨海鹏说。

　　四十多岁的这年，突然没了单位。一开始他有点慌。做了10多年记者，杨海鹏很自然地想到再谋一份媒体工作，且必须在上海。但他竟然没找到。有时明明谈好，后来又变了卦。家里的老人经历过文革，当时悲观地认为，儿子要成为“贱民”，他们的经验是，在一个为组织高度控制的社会里，脱离组织的个人是没有力量的，遑论对抗。那段时间，老人的担惊受怕分毫不差地传递给杨海鹏，后者试图安慰，但老人一出门，接触一下外边的人，对方说可怕，恐惧感就又回来了，反反复复。“就像感冒一样。”杨海鹏说。

　　朋友轮番作陪，叫他出去吃饭，然后一块洗脚、泡桑拿。离杨海鹏家不远的某星级酒店地下一层有休闲会所，做记者的时候，他常去那儿，一边泡脚，一边和人谈事，“地下宣传部长”的称号便是得名于此。现在他去得更频繁，有时候一个人没事也会跑到那儿，手机放家里，放松，午睡。朋友们给他打电话，说你不要担心，实在困难有我们。有律师朋友干脆道，这个事大哥帮不了你，但大哥钱还是有一些的，先拿20万吧。

　　他没拿钱，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但有这么一些朋友在那儿，给孤身的杨海鹏很大安慰。他慢慢冷静下来，重新盘算。经朋友介绍，他给人写传记，一本书三四十万字，自传，署人家的名。以前他非常傲慢，不屑去写。也开始炒股，小赚一笔就收手，这同样是他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时他是专业财经记者，不能碰股票。在回顾过去这将近三年的经历时，杨海鹏简单地总结了他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并进而安抚一家老小。

　　“为什么说我不怕这件事情了。政府怎么样诬陷我、怎么样搞我，但是我倒不了。你让我失去工作，你最多只能让我这些官员朋友害怕，但社会上的朋友，他们还是跟我越走越近。以前这个国家，组织控制了人的一切，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现在有了社会以后，你想由上至下否定别人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的。”杨海鹏说。

　　他颇得意地提起这几年总结的经验，食物是最好的安慰剂。他上淘宝，搜罗全国各地的食材，“人有他的共性，如果你现在活得很苦，吃的食品越来越差，这个人就很担心了，未来怎么办？但是有很好的食物，有丰富的这个业余生活，比如说给老人家看很好的碟片等等，有时候我自己去买，说朋友送的，他们就很开心，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抛弃他。”菜谱会被杨海鹏发到微博上，供粉丝及对手们欣赏。

　　三

　　事情并不像说起来那么轻松，更远非编成段子后的快意。人们带着各自的惨痛经历找上门，他们感到混乱，找杨海鹏寻求帮助，分析之余，绝望的时候杨海鹏还要负责递上安慰，这些老板随时可以出国，但杨海鹏却和一家老小给困在了上海，“实际上我也是一个近乎崩溃的人，再加几根稻草，我就崩了”。

　　事太多，且杂，杨海鹏说，他习惯专注，不能够同时做很多事情，事一多就乱了。他喜欢读书，这三年他也买了不少，书架摆满，又在地面摞上好几叠，以前他可以一晚上连续读几本书，一页一页耐心读完，非常开心，但近三年他只是翻一翻，“心态不一样了，不平”。

　　他并不喜欢阴谋论的世界，成天打听哪个领导跟哪个领导关系，谁谁谁又被哪个领导敲诈勒，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总觉得有人在算计你，生活就没法保持单纯。

　　杨海鹏说自己是被逼成了一个斗士。此前，他做过4年法官，10多年记者，人生一路大体顺利，做调查记者时虽然会和现实的暗面打交道，但记者毕竟是旁观者，悲剧并不直接发生在自己身上。“基本上，很多黑暗我也不愿意去面对，我就想老婆进入上市公司挣了钱，我们就走人了，过简单幸福的生活。本来我是自愿到一个冷僻角落里头，不愿意成为中心的人”。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反抗：“我们不装外国人。现实的黑是普遍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拿出自己的力量，努力变成一个公平社会。这就是我想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公民的姿态。我也不想领导别人，但是我绝对永远站着，哪怕死，也不会乞求什么。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因为他们有一种对自己一种权力的迷信，他们认为权力无所不能。让你哭，让你笑，让你下跪求饶。但他知道我们拒不下跪的时候，对他群体的一种震撼是非常厉害的。”

　　雍和和杨海鹏认识了差不多20年，他说，杨海鹏个性如此，很多事情他也放不下，他想去做一个战士去战斗，那就比较累，有时候说话也会有些过头，不太注意，会伤到一些人。在《青年报》共事时，因为好几件合作采访的事情，惹怒了权贵，“他是不会弯腰的一个人”。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很多粉丝过于仰头看他，觉得他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什么都好。贬他的人往往受不了他的脾气。我比较好的是，能稍微比较宽容地去看待他，而且了解他的这个案件和他的行为方式在目前社会的意义，所以从公益的方面特别支持他。” 他的好友翟明磊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