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1日，毕节中院对高如举、谢石勇做出同样的判决：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盗窃罪（记者注：盗窃饮水工程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高如举、谢石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贵州省高院。2005年5月13日，贵州省高院下达刑事裁定，撤销了原审判决，发回毕节中院重审。同年9月27日，毕节中院做出重审一审判决，将先前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高如举、谢石勇依然不服判，再次上诉到贵州省高院。2005年11月18日，贵州省高院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贵州省高院在做出这份终审裁定的时非常明白，此案有诸多疑点，其审判原则不是“疑案从无”（宣告无罪），而是“疑案从轻”（改判无期徒刑）。值得庆幸的是，贵州省高院没有维持毕节中院当初的“死刑”判决。
通缉六年的“杀人主犯”被释放
高如举在毕节监狱服刑的几年时间内，一直在向有关方面申诉。他曾经在终审判决书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妈妈、哥哥：你们好，此案纯是冤案，你们一定要给我相（想）办法，我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给我急（及）时找律师，现在三言两语说不清”。在这份判决书的中间，高如举还备注了一笔：“麻烦尊敬的干部转给我家人为谢”。毕节监狱的管理干部真将这份特殊的“信函”转交给了高如举的家人。
高如举的妹妹高敏曾多次探监，通过与哥哥的交流，她深信哥哥高如举是无辜的。为了给哥哥伸冤，他来到贵阳，一边打工维持生计，一边向有关方面递交信访材料。但她多年的努力没有丝毫进展，最后只寄希望于哥哥高如举能在监狱立功减刑，早日恢复自由。
正当高如家的家人申诉失望的时候，奇迹出现了。2010年6月，被网上通缉六年之久的卢刚被黔西警方抓获归案。
黔西警方的侦查、毕节检察院的公诉和毕节中院的认定：卢刚踢门入室后，被马德忠用铡刀将其右手砍伤;“卢刚的手臂一直在流血，1月26日上午9点过，卢刚、谢石勇到杜永江的诊所缝了针”。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铡刀的血迹是卢刚留下的，而且其右臂必须有疤痕。
但让黔西警方始料未及的是，卢刚的右臂上并无疤痕，经过血液和DNA图谱比对，铡刀的血迹也不是卢刚的。
卢刚被关押一月之后（2010年7月）被变更强制措施，得以取保候审。那么，卢刚当初为什么“在逃”呢?据记者调查，卢刚一直有吸毒的嗜好，他当初听到警方在到处通缉他，以为是自己吸毒的问题。
卢刚被释放之后，黔西警方曾到毕节监狱再次提取高、谢二人的血液样本，后鉴定发现，与现场遗留血迹还是不吻合。
既然“相互邀约”作案的卢刚已经被释放，那么之前对高如举、谢石勇的判决肯定有重大疑问。为此，高如举、谢石勇的家人当即向贵州省高院递交再审申请，但贵州省高院没有给予受理与否的答复。黔西警方也采取“内部消化”的方式，对外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当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更加坚信哥哥没有杀人，”高敏说，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她一直在寻找，希望能得到一位正义律师的援助。
“有罪供述”时吞下6颗大头针
通过贵阳其他案件当事人的介绍，高敏得到了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大飞的电话。2013年8月2日，高敏试着拨通了杨大飞律师的电话，简单向他叙述了案情。杨大飞律师了解案情之后，决定为高如举、谢石勇提供法律援助。
同年8月中旬，杨大飞受高敏的委托，赶赴毕节监狱，对高如举进行了会见。据高如举介绍，他被“抓获归案”之后，始终不承认自己杀人。时任刑警大队长陈晓军则告诉他：“这个案件不管是不是你干的，你都要承认，这是我们定好了的。”
为了让高如举“招供”，专案组办案人员将其关押在公安局刑警队休息室，并将其戴着脚镣悬吊在高低床上殴打，同时在其双眼上抹清凉油。高如举熬不住逼供，曾吞下了6颗大头针。通过三个白昼的审讯，高如举最终在警方写好的“口供”上签字（即前文所述高的口供）。
杨大飞律师翻阅了案卷，发现高如举只是此次做了“有罪供述”，一回到看守所直至后来的庭审，他们二人均否认“抢劫杀人”的指控。
杨大飞律师当时分析认为：既然黔西警方当时对高如举有逼供行为，那么说明他曾经的“有罪供述”是不真实的;再结合“相互邀约”作案的卢刚已经被排除，更说明法院原审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
会见完高如举当日，杨大飞律师就来到黔西县公安局，但没有找到相关领导，他离开的时候，给刑警队留下了一张纸条：我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大飞，受高如举家人的委托，免费给高如举提供法律援助，来贵局核实卢刚被取保候审一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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