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台班子取肾
摘除肾脏的手术室是从民营医院租借的，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从多个医院找来
配型成功当晚，汪虎进行了肾脏摘除手术。动手术前，一个叫陈通的年轻人拿出一张捐献书让他照着抄，汪虎在纸上写下：“本人自愿捐献肾脏一个，一切后果自己负责，与任何人无关。”
这张捐献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不允许涉及人体器官的交易，对于活体器官捐献，法律规定，只有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才能进行活体移植。
手术结束，汪虎醒来时发现自己左腹部包裹着厚厚的白纱布——他的左肾摘除了。
术后第三天，汪虎再次被蒙着眼睛接到一家大宾馆住下，3天后，拿着左寒冬给的2万5千元回了安徽老家。
其他22名活肾供体也是在这家医院进行手术的。搭起这套手术班底的人是组织者刘永东。手术室是刘永东从南昌华中医院租来的，这家医院是一家全科室民营医院，股东是江西省职业病防治医院副主任医师陈盛禄和侄儿陈韶辉。在南昌只有两家公立三甲医院有进行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质。
每次，刘永东付给华中医院3.5万元手术室租借费。对于民营医院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陈盛禄在警方问询时否认知晓刘永东租借场地的真实目的。
草台医疗班子是刘永东临时拼凑的，主刀医生是从广西请来的蒋政林，手术助理是江西省武警医院年轻医生万鹏，麻醉师是南昌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师肖聪，两名护士也来自江西省武警医院。
2012年7月案发时，南昌华中医院被警方查封，记者近日按着旧地址找过去，医院的牌子已经被摘除。
每台取肾手术，主刀医生可获得报酬数1万元左右，其他人报酬从1000元到4000元不等。
刘永东是在长期求医过程中与以上医护人员产生交集的。刘永东是江西瑞昌人，2005年被查出患尿毒症，双肾衰竭，2006年在江西省武警医院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总共花费15万元左右，几乎是倾家荡产。
2010年，刘永东再次出现肾功能衰竭，需要再找肾源换肾。刘永东说，“想看着儿子长大成人”的念头让他再次开始寻找新肾源。
刘永东在网上联系上左寒冬，想了解黑市买卖肾的情况。2011年左寒冬拉他加入贩肾团伙。
刘永东告诉新京报记者，刚开始他只是想为自己寻找新肾源，但后来发现其中利润很大，渐渐起了贪心，加入贩肾团伙。由于经常出入南昌各医院，刘永东和许多医生、护士很熟。他在贩肾团队中的主要工作是联系医生和护士。据他供述，每一单买卖，他从中分到1万元。
以海鲜名义运肾
刚摘除的肾脏浸泡药水，装在冷藏箱中，以海鲜的名义空运至广州
当汪虎在南昌华中医院做肾脏摘除手术时，莫永青已经提前从广州飞到南昌，等待将肾带回广州。手术后不久，陈通将新鲜的肾脏带出医院，交给左寒冬，并从左寒冬处收取这几天来所有的报酬1500元。
左寒冬和刘永东经手的肾脏大多流向广州医药商人陈峰，莫永青是陈峰的“马仔”，负责运肾回广州，每次可获得报酬3000元。
从左寒冬手中取到的肾脏，以药水浸泡，装在冷藏箱中。过机场安检时，莫永青告诉安检人员，箱子里装的是冷冻的海鲜。每次都顺利过关。
莫永青自己也曾卖过肾。莫永青的父母欠下30万元债务，为了找钱应急，2010年，莫永青在网上找到一个厦门的中介，中介骗他说卖肾可以得10万元，莫永青动心了：“没有肾还能活，当时就想着有钱还账，父母就不用被人逼得去上吊。”
第一个中介并没有找到配对的受体，莫永青被介绍给郑州的中介，随后又被介绍给广州的中介。“我就像猪仔一样被中介卖来卖去，最后遇到了陈峰。”莫永青说。
但陈峰只给莫永青开价25000元，莫永青咬牙卖了左肾。卖完肾后，莫永青发现自己体力下降，经常感冒发烧，干不了重活。为了帮父母还债，他再次找陈峰借钱，陈峰把他拉入卖肾行当。
莫永青说，自己被摘过肾，深感身体无力的痛苦，每次运送肾脏都觉得负疚。
刘永东介绍，在贩肾团伙中，除了医护人员，大部分参与者都与器官移植有直接关系——要么之前是供体，要么之前是受体，大家都捆绑在器官买卖这条利益链条上。供体摘除肾脏后，很多人自愿加入贩肾组织，因为卖完肾，身体变差，基本没法承担劳累一点的工作。
曾负责看护汪虎的山东小伙陈通，是刘永东2011年在网上找的搭档。29岁的陈通曾因生意失败，卖过自己的肝脏。
贩肾集团的“大头目”左寒冬，早年也曾以6万元的价格将自己的肾卖给陈峰。后来，陈峰主动联系到了他，让他帮找“取肾的医院”，他随后加入贩肾集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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