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你说以前就听说过这类现象,能说说之前学生反映过的具体情况吗?
李芙蕊:之前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传闻说有老师在考试或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时,会私下给女生打电话、发暧昧短信,或者是一对一地约女生吃饭。有很多事情让当事人不太舒服。
我的同学中,也有几个经历了这样的事。她们告诉我,我们系里也有个这样的老师,除了给她们打电话、发短信之外,我们下几届的学妹也有接到这个老师的电话,让她们下学期去上他的课等。
法制晚报:你们系出现这种情况有同学去反映吗?
李芙蕊:据我所知没有,因为这些受害学生也有自己的考虑,而且没有这次涉事老师这么确切、严重,通常情况学生都忍过去了。
法制晚报:发起这次联名行动的过程顺利吗?
李芙蕊:当时发起时我也没想过会征集多少人,只是在朋友圈做了一个问卷的建议信。这些建议,我是借鉴了别的国家的一些经验。我发现西方国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处理方法,所以就写了那几条建议。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一周时间,会有这么多人响应我。
法制晚报:你希望通过你的这一行动,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李芙蕊:事件处理的是不是公正透明,不仅会对厦大的声誉产生影响,也决定着女生能不能在学校中有安全感、对学校有信任感,厦大现在处在风口浪尖上,我希望学校不仅能公正处理,而且能以此为契机,探讨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这对学生、教师和学校都是一种保护,对中国的其他大学也能提供示范。
性骚扰案件调查记者:高校缺乏监督教师任意性过大
曾经介入过多起性骚扰案件的前调查记者、澳门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李思磐认为,建立校园反性骚扰规范刻不容缓。
法制晚报:您什么时候关注厦大这件事的?
李思磐:开始我并没有特别关注,后来我决定出来说话是因为我看到厦大一些历史系的学生出来联名说“吴春明没有性骚扰”。他们这样做直接对被骚扰的人造成了一种敌意的环境。
法制晚报:您觉得反性骚扰制度的建立有怎样的必要?
李思磐:一方面,中国在防性骚扰方面的确存在制度的缺失,防性骚扰应该成为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的一个基本规则;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也欠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很排斥谈“性”这个话题,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学习场合提到了,那么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一旦发生这些性侵害事件,敢于出来揭发的人往往要付出代价,她们本身可能是受害者,但所有人都倾向于女性在遭遇性侵时是否有直接说“不”,这个女生也要面临是否“本身就是个坏女人”的指责。事实上,受害人是很难说不的。
法制晚报:你所说的权利关系是指哪些?
李思磐:高校教师处理学生利益的任意性过大,而且缺乏监督和问责机制。校园性骚扰,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首先这类行为非常隐蔽,其次,在双方关系中,性骚扰实施者大多数是强势的一方,他们能够决定、掌控双方的互动形式。
法制晚报:您认为什么方式能够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李思磐:防性骚扰最重要是建立制度规范、建立利益回避原则。港澳台地区就有这样的利益回避原则。在台湾,受害人遭到性侵之后,可以去相关的部门投诉,而我们却没有。
我们国家应该借鉴这些先进的立法经验,性骚扰的防治不仅应该在妇女法中,在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就业保障等法中都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制保障很关键。
事件前传 厦大教授“诱奸门事件”始末
事情缘于6月23日,一位网名“汀洋”的女生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考古女学生防“兽”必读》的微博,暗指厦门大学“教授诱奸女学生”,帖子中并未指名道姓,所以当时只在校园内“刮起了一阵风”,而校外的人并不知晓。
这场“诱奸风波”火于7月10日。当日,一篇名为《对汀洋的声援——控诉厦门大学淫兽教师吴春明长期猥亵诱奸女学生(附床照)》的博文在网上疯转。博主“青春大篷车”是受害者之一,她在文中披露了吴春明以学术经费开房,以及其常去的幽会地点等。
帖子引起网络一片轰动,吴春明被网友戏称为“采花博导”。
厦大历史系教授委员会、系务会在随后的7月11日终止了吴春明在历史系教授委员会的履职,厦门大学也于7月12日通过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在收到有关吴春明师德师风问题的匿名举报之后,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对其停职并展开调查。
然而,调查尚无结论,122名厦大学生签署联名信,意为吴春明“证清白”,对投诉者“汀洋”进行指责,让事件急转直下。
随后,汀洋在7月15日回应称:“联名信是我的一名师妹牵头组织,这个师妹与吴春明保持暧昧、经济关系多年。希望考古专业以及历史专业不知内情的学生及校友不要参与此事,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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