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精神分裂症
因劫持事件被拘捕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检测了他的状态,结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5月12日,他被释放。
陶双龙被拘留后,陶友昌让几个孩子带上700块钱去看守所看看他,“让他在里面好好反省反省”。
一晃到了5月12日,刚出院的陶友昌接到二女儿的电话,说双龙马上就要被放出来了。陶友昌正纳闷,女儿跟他解释:“爸,双龙有精神病,警察说他不用坐牢。”这时,陶友昌和妻子才想起儿子在家“发疯”的往事。
案发后,西山区检察院介入此案时发现,陶双龙向公安机关的供述中,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例如问及他的家人,他随口就说“父亲死了”。
“我们讯问的时候,发现陶双龙的表达和思维虽然比较连贯,但讲的事情匪夷所思。”检察官杜琼仙发现这个情况后,便刻意避谈案子,与陶双龙进行简单的交流,试着问他家里有没有精神方面的遗传病。即便这样,陶双龙还是东拉西扯,言语荒诞。
在检方的建议下,西山公安分局委托鉴定机构,对陶双龙进行精神病学鉴定。
“虽然意识清楚,对答切题,但鉴定的过程中,检出大量的言语性幻听、关系性妄想及被害妄想性体验。”鉴定人员得知,陶双龙“三四年前就觉得不安全,觉得自己渺小,会恐惧”,只有跑到没有人的地方坐着,才有安全感。即便看见别人打架,他也会害怕。
对于4月8日新闻中心的劫持事件,陶双龙也不避讳。他说,自己当天坐在公交车上,听见有声音说他是“通缉犯”,觉得“所有人都要来害我”……莫名的恐惧之余,他喝了些酒壮胆,又买了把刀,去了新闻中心。
最终,鉴定意见认为陶双龙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在作案时行为受到言语性幻听、关系性妄想及被害妄想的影响,无刑事责任能力”。5月12日,检方作出了不批捕的决定。
当天晚上9点半,陶双龙被二姐和大哥从看守所接了出来。“看着他挺正常,他只说自己在看守所没吃到好的,让我们请他吃一顿好的。”陶双龙的二姐回忆。
久违了的姐弟三人坐在一起,饱饱地吃了顿饭。期间,二姐塞给陶双龙100元钱,可他不要;哥哥给了他两包烟,他接了。
吃完饭,三人准备离开。哥哥去开车,二姐给家里打电话,告知一切安好。但是,就在这个当口,陶双龙跑了。
再次失踪,死亡
5月13日,一名环卫工人在盘龙江边的一棵树上,发现一具吊挂的遗体。家人证实,那就是陶双龙。
家人心急如焚,当天晚上便报了警,又四处寻找,可陶双龙始终没有消息。
直到5月23日,陶友昌突然接到村委会电话,说昆明警方5月13日的清晨在盘龙江边发现一具尸体,“长得很像双龙”,让他赶紧去辨认。
5月13日,正是陶双龙失踪的次日。那天清晨,天还未亮,在盘龙江边打扫的一名环卫工人隐约发现,江边的树上吊着一个长长的东西。她不敢贸然接近,等天色亮起来,她才看清:吊在树上的是一个人!她马上报警。
在医院太平间,陶友昌确认了遗体——这就是多年未见的老四。医生告诉他,陶双龙很有可能是上吊自杀。但最终的死因,还有待警方确认。
5月24日,家人凑了7000多元钱,火化了陶双龙的遗体。第二天,他们将儿子的骨灰带回老家。
5月26日,陶双龙的骨灰葬进了离陶家村几公里远的陶家林——一个遍地青松的山头。一个由松枝和泥土堆积成的简易坟茔,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陶家人没有选择把骨灰葬进祖坟,一是因为“年轻人死后葬在祖坟不吉利”,二是儿女们不想让老两口随时看到坟茔,继而想到老四。
离开会泽县城,向东南行驶40公里,便是者海镇。再沿一条高低起伏的山路到陶家村,找到一组,就能看到陶双龙家灰泥外墙的两间瓦房。和村里其他贴着瓷砖的二层楼房相比,陶家显得有些破败。阴冷的两间小屋里,一间搁着破陋的煤气灶和锅碗,另一间堆满杂乱的什物,去年过年时大儿子带回来的14寸电视,是家里唯一的电器。
儿子走了,陶友昌开始担心以后的生活,“老了,谁来养呢?”他时常嘀咕。
年轻时,陶友昌自学了理发的手艺,逢街天时,他会在自家门口帮人理发,剃光头2元,推平头4元,“每天也能理个七八个。”但要靠这点钱偿还债务和养活自己,完全是杯水车薪。
陶友昌会拉二胡,年前,镇上乐队的人在他门前挂了个牌子,让他主动联系村里的红白喜事。如果有人联系,到时他不仅可以参与,而且还可以分点钱。不过,到现在也还没生意。
为了让陶家人日子好过些,村委会想让陶友昌承包村里的菜市场,每年交1万元,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可他不敢做。“万一人家不交(摊位费)给我怎么办?我总不能强要吧!”他的性格还是那么老实。
饭点到了,李正仙开始生火做饭,陶友昌在一旁抽着水烟筒。老两口的日子,又回归到十年前的孤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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