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年从301医院辞职医生:薪水不足3千靠父母接济

　　开药也要服从上级

　　2012年末，在301医院当了一年半住院医师后，李陶从这个声名显赫的地方辞职了。如果他愿意慢慢熬，那么几年后，他就可以定科，开始一步步向体制的金字塔顶端攀登。

　　尽管301医院的药费较同等医院高，但是李陶并没有从医院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每月薪水总计不足3000元，大部分时候要靠父母接济。

　　“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该有的体现，制度逼着医生为了养家而去收红包和回扣，法律不允许，但是制度是默许的。”于莺对南方周末说。

　　于莺坦言，她自己也收过红包，但是都是患者出院后，出于感激送给她的，而她在患者康复前坚决不收红包。有一次，有位92岁的黄疸老奶奶要做手术，家属在电梯里死死按住于莺要塞红包。情急之下，她捂住胸口大喊：“我没穿内衣!”才逃脱。

　　而真正令李陶难以接受的，是所在医院下级必须对上级绝对服从。尽管不是党员，但他每周必须参加政治学习，给病人开药时，也必须开上级指定的牌子。这一切，令他反感和不适。

　　“药厂会赞助医院的学术活动，以及捐赠科研基金，所以要给病人开他们牌子的药。”李陶说。有一次，在开药问题上，他与上级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他认为开几十块钱的药就可以，而上级认为要开更好的药，最后，他只能“服从”。

　　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指出，目前全国平均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45%，是世界上药占比重最高的国家。改变之路还很艰难。

　　“这都是过去欠下的债。”他说。

　　自由执业：必经之路

　　3月底，张强用微信公共账号推送了题为“上岸第一季”的文章，分享走出公立医院的心得。

　　加入了一家有外资背景的医疗中心后，现在的张强已经告别了流水线式的问诊方式：每天看6个门诊，一天最多做三例手术，仅为在公立医院时工作量的一半，机构收益还能分成。

　　“在这里，所有的都是为医生服务，我现在有自己的秘书。”张强笑着说，“2012年也是外资高端医院发展的爆发期，他们要从社会上网罗一批临床水平优秀、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医生。现在是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黄金时间到了。”

　　离开协和医院这棵大树后，朱岩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医疗连锁诊所，现在，第五家即将开业。从上海三甲医院妇产科辞职加入朱岩团队的马蕾说：“我只想做个为患者负责的好医生，而现在我找到了平台。”

　　朱岩的前同事也向他表达过离开的想法，“但他们一没勇气，二没机会”。

　　加入朱岩的诊所后，李陶不用再按照上级的指示开药，他们沿用香港模式，实行预约制，对常规病实行380元的打包收费。

　　偶尔，习惯了人头攒动的挂号大厅的患儿父母也会问他：你们这儿这么空，没有人气啊，是不是不能保证质量?

　　“国际上的公立医院是负责基本医疗，其他则交给私立医院和诊所。等到中国的民营医院积累到一定数量，社会也会有一定的信心。”张强说。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回归之后，提供的便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会倒逼各种人才的重新市场价值定位。”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对南方周末说。

　　“医生自由执业是中国医改的必经之路。公立医院人才流失，看似流失，却是流动，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来说一定是好事，这与医改的大方向和国际潮流是合拍的。”廖新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