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地人讲述，这位受伤的男子住院一段时间后就回家了，但王光荣为此付出了4年的自由。2006年，他被关进了安顺监狱，直到2010年出狱。
吴金敏说，出事后他们从郑屯搬到了兴义，王光荣去一个隧道做工，但没多久就遭遇塌方，腰部损伤，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不久，又查出膀胱结石。当时妻子即将到达预产期，无法找活儿干，他们只能四处借钱生活、治病。
就在儿子7个月的时候，王光荣被警方带走。王光荣从未向妻子说起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吴金敏只记得每次监狱那边打来电话，都说需要钱。她从狱警那里得知丈夫身体不好，每次都要东挪西凑几千元带过去。吴金敏说，4年时间，丈夫在监狱里就花了1万多元。
出狱后，王光荣极少说起自己的病痛，不过大哥王甫告诉早报记者，直到去年底，王光荣仍旧在吃治疗膀胱结石的药，还到兴义医院检查过。今年没再服药，他也不清楚是因为没钱还是病情好转。
王光荣坐牢期间，妻子几乎都靠亲戚接济过活。出狱后的王光荣，儿子已经4岁了，还债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当时一家人还挤在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王光荣借钱买了邻居家三间旧屋。他对妻子说，“以后有钱了自己再盖。”
看起来，这个男人准备开始新生活了。吴金敏说，丈夫出狱不久就到广东一家家具厂打工，但待了不到一个月因为家里有事折返。此后，他又到各地找活儿干，由于既无文化又无技能，只能找些体力活儿打零工。就在自杀前段时间，他还去昆明做水泥工，但也只待了一个月左右。吴金敏说，家里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至今还欠下银行3万元的贷款。贷款也是为了还债，“当时还完就还剩几千块了”。
“捆绑式执法”
在王光荣逃离下坝的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该案间接影响到了当地计生工作的执法方式。 2004年元月，安龙县海子乡计生站的站长刘超带领11个人到安王村开展计生工作。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附近村民回忆说，这群人其实就是为了追讨罚款，安王村刘武厚的三儿媳严文珍是计生对象。
贵州高院2004年10月8日作出的终审判决显示，计生工作人员通知严文珍缴社会抚养费，严不配合，随后发生冲突。刘武厚的四子刘进元看到后，从家里拿来一把手电筒，刘超等人怀疑其带着刀，便将其按倒在地实施殴打。
见到儿子和媳妇遭遇殴打，68岁的刘武厚回家拿起一把杀猪刀，冲向人群。一阵乱捅之后，刘超当场死亡；另一位计生干部赵庭专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其余多名干部受伤。
半年之后，刘武厚在一个山洞里被抓，后被判处死刑。
附近村民告诉早报记者，凶案发生后，计生站的执法明显柔和了很多，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从未提过交罚款的事，暴力执法越来越少见了。相关部门也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即人们在计生政策上出现违规，办理其他事项将受到限制。这成为近些年计生政策执法的显著变化。
但与之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据媒体报道，在广州、江西等地，都出现过因无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学生无法报名上学的情况。计生政策普遍与住房、入学、医保，甚至暂住证绑定执行。
早报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至少在 2011年，兴义市就开始将义务教育绑定在计生政策上。当地兴义网的一篇名为《兴义教育系统强力推进计生工作》的报道中，提到“各站（校）与学生家长签订诚信计生协议或合同，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运行机制”。
这篇报道还专门提到，“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凡是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和从外校转入的其他年级学生，需携带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方能办理入学手续”。
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诉早报记者，教育系统对计生单位的要求并不满意，“他们并不是不懂法，义务教育也是国家政策”。因此，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吴金敏告诉早报记者，此前4个孩子入学，均未要求查看“计生证明”，所以她家22500元的超生罚款一分未交。
“通俗地说，就是如果你不交‘超生罚款’，别的事也办不了。”前述匿名人士告诉早报记者，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
王光荣死后，当地迅速辟谣称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无关。但吴金敏告诉早报记者，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吴金敏哭诉着喊道：“你来叫他们找你爸爸要，人都四脚朝天了。”
巧合的是，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3月3日，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桑维亮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就抓好人口计生“双诚信双承诺”工作整改有关事宜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原与教育捆绑的‘双诚信双承诺’文件作废”。
早报记者查询发现，这也是贵州唯一一个地区，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在贵州其他地方，“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仍在推进，打开网页，相关新闻仍频频出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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