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女孩因家庭交不起罚款被政府“调剂”23年

　　这个问题来源于她从小听说的关于自己身世的传言：家里的父母很爱打麻将，之前已经生了大姐、二姐，一看第三胎又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于是三女儿被计生办抱去，这家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

　　因为这个传说，超生的女孩谢先梅在很多年里都没想过寻找亲生父母，“就怕跟传言说的一样，我是家里多余的女儿。”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其实也一直都在寻找她。最后，她向当地媒体求助，希望记者帮自己寻找亲人。

　　这个一直声称自己“很强悍”“想得开”的女生也有避不开的弱点：她渴望别人的关心。出门打工的第三年，她与一个来自贵州的男青年坠入爱河，不管养父母怎么劝说，都要跟着这男人走。然而被收养的身份却成了两人之间的一个疙瘩。去年年底，男友在吵架时冲她吼道：“有人生没人养!”

　　谢先梅记得很清楚，这是他第二次这么说她。第一次是在2009年。

　　她跟男友回贵州拜访父母，印象很深的是男友的父亲这么对人介绍：“她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家人都在地震里死了。”

　　她觉得自己“就是这点改不了了”，只要有人给了她一点温暖，对她的身世表达了同情，自己就把对方当朋友，怎么付出都不计较，事后看看，好多都是骗自己的。

　　她与男友分了手，回达州寻亲。她说，她只想证明一点：“我也是有亲生父母的!”33个小时火车，她只吃了一碗老坛酸菜面和一个苹果，浅蓝色大衣被上厕所的人踩得东一个脚印西一个脚印。

　　关于亲生母亲的线索最后是当地记者联系了南外镇计生办的负责人之后得来的。23年过去，1991年南外镇计生办主任李本佑已经瘫痪在床，却还记得当初镇上一户姓杨的人家有这么一个小女儿，是半岁左右被抱来计生办的。这家人所住的方向，与当初告诉谢运才的线索刚好是相反的。

　　谢先梅自己扛着一箱牛奶去看望了李主任，已在垂暮之年的老者告诉她：“当年我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紧。”

　　他还特别强调：自己在她生母家上房揭瓦的时候，把瓦片一片片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屋边，一片也没弄碎。

　　但床前的谢先梅几乎立刻领悟了话里的另一层含义：当初父母是不得已才把自己送走的。她心里一下子全是阳光。

　　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以后，谢先梅和生母对着一家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分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生母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生下了大女儿之后，她就戴上了避孕环，但避孕屡屡失败，她已经堕胎了十一二次。

　　“我以前还是村里面的干部呢”，亲生母亲带着一丝苦笑说。最初都是主动堕胎的，后来就变成了强制引产。

　　1991年，再也不想堕胎的生母怀着谢先梅逃离了达县。她与丈夫在开江一户素不相识的人家生下了小女儿。回家后，计生办向他们提出了8500元的超生罚款。

　　“没有交钱，他就把我们母子弄到公社去，公社去住了两晚上，就住的他们那个办公室，就在椅子上坐了两晚上，坐了两晚上我实在交不出来钱，又把我放回去了，到10月份他就来抱了娃。”

　　谢先梅初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跟生母抱头痛哭。

　　时间长了，她开始想，能不能向计生办“讨个说法”?“就算让他们赔给我一块钱都好，不是为钱，就是让他们认个错”。

　　但曾经热情接待过谢先梅的计生办现任主任如今都不愿向媒体证实是自己转告寻亲最重要的线索。因为“怕计生办以后给麻烦”，她的生母也开始回避采访，只有谢先梅还耐心地接待着远道而来的记者。

　　她眼下最关心的就一点：计生办派出所，能把我身份证上的日期改过来吗?

　　谢先梅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93年。以前她要求派出所改，对方总说，得有出生时的原始户籍资料才行。

　　4月下旬，谢先梅与白皙、漂亮的亲生姐姐相约一起逛街。她没有踏进那些挂着漂亮衣服的商店。待姐姐坐上出租车离开，她转进另一家更便宜的地下商场，精挑细选后，花8块钱买了一副镶满水钻的红色墨镜。

　　在一间快餐店，她开心地戴上墨镜自拍，随即目光又被在游乐区玩耍的孩子们吸引了过去。她说：“至少现在，他们这一代人，不会遭遇我这样的事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