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分局，女儿也过去了。一去，铐在凳子上，用电棍在耳朵触。我不承认，后来又用锁头刮肋骨，疼得我钻心，但我还是喊冤枉。后来又把我绑在椅子上，把我背心捞起来，捂着我的头，一脚蹬过来，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我还是喊冤枉。他们就把砖头在火炉上烤烫，把我大腿绑在椅子上，把滚烫的砖头一块一块地垫我后跟。又用电棍上的针，对着我的乳头电击。当时在身上留下的伤，现在天晴下雨都痛。
华西都市报：那你最后为什么要认罪呢？王本余：他们叫被杀的那个女孩的女同学，站在二十多米外指认，问是不是我，那个女同学就点头，说是我用糖哄女孩进屋子的。
因为被杀的那小女孩脸上被咬了，他们让我张开嘴，看到我有两颗虎牙，就说是我咬的。我还没认罪。晚上11点过，他们就找来我女儿。女儿在纸上写两个“是爸”，我一看女儿都说是我了，肯定活不了了，于是我就说是我是我。当时，女儿已经两天没上学了，到分局的路上，她就跟我说，“爸你快承认了嘛，承认了我们好回家。”
随后，他们要我写经过。我说不出来，他们就说，是穿红鞋还是绿鞋，我想小孩爱穿红鞋，他们就说放屁，你胡说，我就马上改口说是绿鞋。后来写完了，盖了手印，局长就出来了。他说你完了，没有活头了！当天晚上12点过，他们把我送到东河看守所。
弃诉
听从民警劝告，不敢申诉
华西都市报：法庭上有没有说自己是冤枉的？
王本余：开庭的时候，表弟给我找了一个律师，但律师的说法没有被采信。开庭前，我到处说我是冤枉的，先关进去的人让我写下来。开庭的时候，我又哭又说，法官让我别着急，说一句都没听懂，问我能不能写下来，我就把写的东西交上去。法官段喜林收进包里，喊我回去好好等着，组织合议庭合议合议。
华西都市报：后来你被判了死缓，你对于这个结果是什么想法？
王本余：回看守所后，我想我肯定活不了了。过了几天，有警车把我接到包头中院，法官宣判，说死刑，我就哭了。法官说，你别着急，缓期两年执行。后来，法官告诉我说如果觉得被冤枉，可以写上诉，十天之内来看守所拿。
在看守所，有个规矩，如果是死刑立即执行，会在手铐上钉一个销子，跟脚链连在一起，执行之后再断开销子。我回到看守所，其他被关押的人都说我肯定要被杀了，我说我是死缓，他们都不信，我把手铐举起来给他们看。所有人都祝贺我，说我真的命大。
华西都市报：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上诉，你为什么不上诉呢？
王本余：你不知道，我之前在看守所已经关了2年零7个月，拉了一年多肚子，后来蹲在床上学习时，都栽倒在地上了。吃不饱，每天早晚一个窝窝头，身体不行了。我准备写上诉的时候，好心的民警劝我不要写，说如果写了上诉，就还要在看守所呆下去，那样肯定就会死在看守所。他建议我等到了入监队或者进了监狱再写申诉也不迟。
华西都市报：那到了监狱后写了吗？后来怎么样？
王本余：1998年，我申诉了三次。当时是我们同监舍老乡帮忙写的，写了就放进监狱检察院专设的信箱，由伊蒙检察院驻监区检察官收。次年三四月，四个检察官一起提审我。我当时问他们会不会有结果，他们说“说实话，你是在包头犯案的，我们没权去办这事。”按照规定，如果死缓两年没犯事，该改判无期。但我没有改判，我问民警，民警说我在写申诉，不安心认罪服法改造。后来我就不敢再写申诉了。1999年，我被改判无期。
华西都市报：但你最后还是写了申诉，怎么又敢写了？
王本余：最后申诉是在2012年，高院的人也问我为什么这么久才申诉。我说是担心自己不能减刑，所以中间一直不敢申诉。2012年，也是北京警察来找我了解情况，说真凶被抓住了，我才敢写的。
缝进被子的信石沉大海
女儿被送进孤儿院
华西都市报：说说你女儿吧。女儿在纸片上指认是你干的，你没怨过她？
王本余：她那时候才七八岁大，什么都不懂。
华西都市报：女儿不是你亲生的，为什么要带着？
王本余：那时候，我从石家庄走到时候，已经养了她几年，还是有些感情了。而且，我想她跟她妈妈在一起，常常也被那个男人打。我也想以后把她养大了，可以给我养老。
华西都市报：你进了看守所，女儿怎么办的？
王本余：当天晚上送我到看守所的时候，我说想把女儿送回老家，让我父母养，但那位公安分局的局长看我拿不出路费送女儿回遂宁，就说送孤儿院。后来，我就一直与女儿失去联系，心里也一直挂牵着她，这么小，好造孽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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