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茹目前居住的小区。
2月13日早上7点半，30岁的苏颖走出家门时，公交摆渡车站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和苏颖年龄相仿，低着头，正在吃早餐或是盯着手机屏幕。
这些站在寒风中等待的年轻人，大都是苏颖所在小区的业主们。公交摆渡车是他们去往北京城铁昌平线唯一的公共交通途径。
每个工作日，苏颖长达两个小时的上班路都从等公交摆渡车开始。“有些时候，赶上人多，一趟是挤不上去的。”苏颖说。
两年前，苏颖和丈夫买下了这套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的房子。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由此告别了“北漂”生活，正式成为“北京人”。
但苏颖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尽管自己居住、工作都在北京，却仍然只是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村里人”。
“北5.9环”与“南6.1环”
“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附近）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
苏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自己所在的商品房小区算是在“北5.9环”内。“如果有7环，那我们也算城里人了。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附近）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这一现状，让她感觉自己像是住进了一座“村中城”。
法治周末记者向房地产行业相关人士了解到，在北京的通州、顺义、大兴、昌平等远离市中心的地区都有类似苏颖所住小区的楼盘。这些楼盘几乎都距离地铁有不小的距离，周边仍是村庄或荒地。但这样的楼盘也往往房价较低，多为“刚需房”。
和苏颖一样，黄慧茹也是北京“村中城”里的一员。
2011年，黄慧茹和丈夫买了一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孙村的房子。2013年5月，房子装修完毕后入住。
法治周末记者在黄慧茹的指引下，前往她的住处。
在地铁大兴线黄村西大街站下车后，再搭乘公交穿过一片闹市，路边“刘村”的石碑在冬季的小树林中格外显眼。
因为公交车并不报站，也并非每站都停车，记者并不清楚走到了哪里。不一会儿，公交车拐进一个村子。村里的路并不宽敞，路边除了几座带着商铺的沿街楼，大多是高低不平的平房。红砖墙与水泥墙无序相间，沿街的墙上斑驳地贴着白色、红色的小广告。
黄慧茹告诉记者，平时她从不会来这个村子里逛，因为“太乱”。
随着公交车行至一大片楼房住宅区，略带欧式风格的红色楼房映入眼帘。整洁的柏油路边停满了汽车，很难让人想到离此不远就是杂乱的村庄。
黄慧茹的家就在这里。如果用苏颖的说法，就是在北京“南6.1环”。
从下地铁到抵达小区，用时大约半个钟头。“如果自己开车大概只要十多分钟，自己开车可以走大路，不必绕道村庄。”黄慧茹说。
黄慧茹在东单附近的某事业单位工作，平时如果乘公交车去地铁站，到达单位约需一个半小时。她和丈夫都来自安徽，双双在北京的重点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因为找到了有北京户口的工作，就留了下来。
对于自己居住的小区，黄慧茹还比较满意。
“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定位比较高端的小区。进出小区需要门禁卡，围墙处也都有电子眼，如果有人翻墙会报警。小区里都是6～9层高的房子，楼间距很大，也都有电梯。夏天，小区的绿化也很不错。”黄慧茹说。
“不过，刚搬进来时，因为偏僻，还是会担心小区的安全问题，但后来住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就不再担心了。”黄慧茹补充说。
小区一天24小时都有保安值班。“我们都是来打工的农民工，这里的房子很好，但（我们）肯定是买不起的。”法治周末记者和小区大门处的两个保安聊了起来，他们一个是山西人，另一个来自河南。
“周边原来是村庄的地方，也都已经拆迁完毕，但是还没有开始建设，光秃秃的，尘土会有些大。”黄慧茹补充道，“开一会儿窗户，很容易就落一层灰。”
家被房价“逼”远
“当时，租房的期限已至，房东要涨房租，我们就直接搬进去了。因为害怕体内有残留的甲醛，到现在都还没敢要孩子”
小区住户主要是年轻白领。按黄慧茹的说法是：“但凡有些家底的，也不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买房啊。”
为了在北京“有个自己的房子”，黄慧茹和丈夫踏上了买房之路。除了价格，现在这个小区的交通情况并不让她十分满意。“尽管这里距离地铁有段距离，但是地铁边的房子每平方米要比这里贵几千元。”
2008年开始，北京的房价开始飙升。有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房价上涨，使得购房者需求被转移至二三线城市或是大城市的郊区。“另一方面，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随着国家对开发商融资的限制，买不起市区土地的开发商将会把视线投向城市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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