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汉”发迹
“东莞人民养育了我。”
上世纪60年代，王秀勇生于王家村的一处破败的土房子里，之后没几年就随全家一起，赶上了山东人史上第二次“闯关东”。而当“文革”结束、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回到家享受“分田到户”的王秀勇却尝不到任何甜头——他的双手残疾，无法劳作。于是在15岁那年，他卖了一只羊，拿着20元钱去闯世界。
王秀勇一生都脚力惊人。当他走投无路准备从南京长江大桥上跳下去时，被人拦下，并劝告可凭一技之长卖艺求生。这之后他不仅开创出了用脚写字、磨刀切菜、打扑克下棋这些技艺用于街头表演，还用这双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外，全国各省的大城市王秀勇基本都到过了。
80年代，这段“信马由缰”的漂泊生涯渐入尾声。让王秀勇收住了心的，是南方。他到了广东韶关、广州，由于没通行证，只在深圳门前晃了一晃，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和他后半生牵扯在一块儿的地方：东莞。这是1986年。
游历过那么多城市，但眼前的繁荣让王秀勇惊呆了：林立的工厂，密集的人群，此外还有来自香港的商人。虽然农田仍然占据着更大的比例，但那些工业化、城市化的景观，都是他此前不曾见过的。在这里他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而在这之前，“外出打工”的概念甚至都不曾听过。此后7年间，他游走于珠三角的几个城市，直到1993年，他选定了自己最为心仪的城市，从此开始了在东莞的生活。
“东莞的发展太快了。比起我1986年初来乍到时，这儿的工厂越来越多，农田一点点被开发成了厂房，有些地方都是一年一变样。”王秀勇说。最让这个“脚技”艺人如鱼得水的，是虎门的国际服装城。在这个人流如织的贸易中心，老王摆摊表演两个小时挣来的钱，能抵得上平日里10天的收入。“这里不仅人多、钱多，而且‘心善’。”老王到过那么多地方，没见过哪里的人这么有爱心的。这里的人不仅给的钱多，而且还常在城市范围内搞一些爱心活动，让王秀勇这些底层人群受益。
90年代中期，东莞开始添了新的景象。街面上的“夜总会”、“酒店”开始越来越多；来围观老王表演的人群里，常有出手阔绰的老板，而他们的身边时常跟随着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妇女”。“可能是为了显示大方，小姐们一示意，老板们往往就给得特别多。有一次我一下就收了800块钱。”王秀勇说。
不仅是老板，“小姐”们本身也都出手大方。在老王看来，小姐们给的钱，普遍比一般人群要多。据估算，小姐的资助，能占到他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她们的钱来得容易些吧，再者她们也都出身贫困，对我特别照顾。”除了给钱，小姐们经常把吃不了的高档食品留给王秀勇，这些都让他大为感激。
“那时我感觉自己已成了东莞的‘一分子’，东莞人民养育了我。我对东莞的感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王秀勇说。
“好汉”打虎
王秀勇很快就发现自己仿佛置身景阳冈。
几天前，王秀勇看到了“东莞太子酒店被央视曝光”的消息，惊得张大嘴巴。比起东莞的扫黄风暴终于来临，更让他惊奇的是，“扫黄”竟然就是从他最熟悉的地方开始的。
1996年始，王秀勇就住到了黄江镇的玉塘围村，当时，一座宏伟的“太子酒店”正在兴建中。老王当时的邻居，是一位“梁老太”——她的儿子，正是太子酒店的老板梁耀辉。王秀勇和梁耀辉并没有来往，但同梁母熟识，“她家人都很心善，常常一百一百地直接给我。我知道她儿子的酒店里是做什么的，但在那个时候，没有点‘黄’的东西，你的酒店可能都办不下去。”老王说。
这时候，“黄”已经广为泛滥了。在王秀勇看来，“太子”都称不上是大酒店，常平、虎门、樟木头等地，都是色情重镇。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愈高，色情业也就愈加猖獗，老王精辟地总结道：繁荣，(才有)娼盛。
但是，由于深得其中益处，“黄”这股逆流倒从未刺痛过王秀勇的“英雄情结”。“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我，小姐和嫖客反而还对我有经济上的帮助。”
让王秀勇产生“扫黄”念头的，是2010年。当时东莞的色情业规模发展到空前的程度，3月份，时任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卢伟琪抛出一个“扫黄杀手锏”：公布个人手机号码，接受市民有关涉黄涉赌线索的举报。老王对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大为看好，坐等色情业被铲除。谁知一段时间过去，他发现身边没有产生一点响动。“满世界全都是黄，我就不相信，怎么会没人举报？”老王按照报上公布的号码，真的给公安局副局长拨去了电话，但不是没人接听，就是不通，要么就是语音提示让发短信。
王秀勇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倒要看看公安局究竟扫不扫黄。
2010年5月开始，他艰难地抄起圆珠笔，在一个单线格本子上先后绘制了三张粗糙的“地图”，它们分别反映了东坑、大朗和石碣三镇的卖淫嫖娼窝点分布情况，老王叫它们“虎穴淫窝图”。之所以有“虎”，是因为该图也部分反映了当地的涉赌状况，而遍布大街小巷的老虎机正是主要赌博工具。
王秀勇就这样开始了“打虎”。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一如当年景阳冈的武松一样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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