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袭医案”受害者:不恨行凶者 他们也可怜

　　赵立众: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医生。杀医事件的幸存者。2013年10月的温岭杀医事件后，赵立众和其他同仁在《医学界》杂志发起了“医生实名联署公开信”活动，呼吁彻底推进医改、依法处理肇事者、推行医院暴力零容忍。 (刘春霞/图)

　　我并不仇恨持刀偷袭我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我的鲜血来警醒社会。

　　2013年12月19日，在北京人民医院和航天总医院刀刺两名医生的吕福克，因故意杀人罪终审获刑13年。

　　作为受害者之一的赵立众，则照常天不亮就上班了。夜晚8点，结束一天急诊的赵立众返回家里，转发了吕福克案终审的媒体报道，并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情：“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如今的赵立众，右后颈还遗留着四五厘米长的伤口，每次出诊都焦虑恐惧，头发也白了一半。他甚至害怕身后有人，“一定要将病人和家属置于自己视线之内”。

　　悲剧源于2012年4月13日，为患者诊治的他被吕福克用匕首刺成重伤。同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另一名医生邢志敏，也被吕割断了颈静脉。

　　赵立众从昏迷中醒来，发觉恐惧在医院迅速蔓延。这个从事急诊工作15年的医生，决定在“有时是菜刀，有时是拳头”的医院里干下去。被刺第三天，他实名认证了微博，写下了后来成为其微博签名的一段话：“我并不仇恨持刀偷袭我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我的鲜血来警醒社会。”

　　赵立众努力越过冲突，去寻求医患双方矛盾的源头。可是，当思考走到这儿，就撞上了坚硬的医疗体制。

　　“他们也可怜。”这是赵立众最终得到的答案。

　　赵立众常会接待一个瘸子，骑着三轮车来看病，钱不够，赵会借他两百来块，过阵子还回来，一堆皱巴巴五块十块的零钱。前几天，瘸子又来找他，说医保又快用完了……

　　急诊室也曾送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工，心率只有40，属于心动过缓，需要马上手术治疗。老伯安静地听赵立众说着，听到要钱，安静地走了，“我想治，但我没钱”。

　　“这不是患者的文明问题，也不是医生的道德问题。”赵立众感觉悲观，“短时期里，改变体制上造成的医患矛盾是艰难的。”

　　这也是暴力之外，赵立众最恐惧的：被刺两年了，他感觉正目睹着整个医疗体系的弊端，深陷其中的却是自己的家庭。

　　2012年8月，赵立众的父亲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年过不惑的儿子真切体会了一个病人家属的无奈：选择治疗方案的犹豫，找不到父亲急需的血源，还有昂贵的住院账单。

　　更让他感慨的，还有医生的服务价值之低：3个月花掉了50万，41万的药费占了八成，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只有1430元，占总数的0.28%。

　　医生的劳动不值钱，尊严与信心也在现实中跌到了谷底——主治医生甚至不想接这个活儿，怕治不好，怕医生变为患者后更能闹事，只能谨慎地对他说：“治可以，你要做好准备。”

　　2013年7月，他的孩子又得了肺炎，需要输液治疗。简单的病症，医生却把病历写得谨慎小心。赵立众在一旁看着，处处感受到的是“医护人员小心谨慎防范风险”。

　　“少数病人闹腾的结果，是步步为营滴水不漏的战略。”赵立众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医生的信任去哪里了?”

　　而信任的缺失，让病患成了敌人，最终两败俱伤。

　　赵立众至今记得，他有个朋友，带着妈妈去看病，要做一堆检查。朋友打电话来抱怨：“你们大夫都什么玩意，黑了心，想挣钱都想疯了吧。”

　　朋友转了院，却得到了一个最坏的结果：母亲患上了颈椎转移癌，而转院耽搁了二十余天，让老人的病情严重到了不可挽回的局面，“打一个喷嚏可能颈椎就骨折了”。

　　“我只要我妈，求求你了……”听着朋友在电话里的哭诉，赵立众无可奈何。

　　如今，赵立众所在的急诊科约有30人，每年都有两三人离开，“压力太大”;而他昔日的同学，如今已有三分之一选择了离开中国。

　　赵立众则选择坚守。2013年10月，温岭杀医事件后，《医学界》杂志发起了“医生实名联署公开信”活动，呼吁彻底推进医改、依法处理肇事者、推行医院暴力零容忍。

　　“作为医院暴力的受害者，我有着切肤之痛。”赵立众说，“自己更有责任参与，来改变糟糕的现状。”

　　赵立众成为10名最先签下名字的医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