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
在刘文浩的认知中从来没有“维权”两字。
参加他儿子满月酒的官员,“级别最低是一个处长。”
刘文浩开着黑色林肯车追求现任妻子、上海戏剧学院老师张咏时,在上海市内有3处高档住宅。两人逛街路过其中一处太子公寓,张咏指着大楼幻想:“将来要是我能生活在这里该多好!”低头她想到的是学校6平方米的宿舍。
来不及一套套看房,刘文浩手一挥买下了一层,让张咏作为业主去签字。几个月后,张咏成了刘文浩妻子。刘文浩两次向我说起这段“浪漫史”,眼里都闪着幸福的光芒。
只是数十年的财富积累并未能换来安全感。一个月才回一次博物馆,刘文浩并不喜欢回父母处住:“每天人来人往,周末难得睡个懒觉,来参观的人冷不丁跑进我房间来。”
4月27日他带儿子在吴淞口游玩,接到朋友电话,匆忙回家。一片狼藉的家还是让不爱回家的他心酸了。父母在哪?他报了警。警方回复要等满24小时。还不到24小时,保姆跑出来给他打电话,告诉他父母的位置,此时已是次日。
刘文浩带着几个兄弟,穿过楼下聚集的一群壮汉,进入毛坯房,拉起刘光嘉的手:“爸,我们走!”父子隔阂多年,刘光嘉第一次感觉到儿子是可依靠的,摩挲着说:“儿子来接我了!”
这是刘文浩回国的第三年,他的生活很简单,不上微博不上网,了解国内外动向的途径是新闻联播。“我根本没听说过强拆,更不知道强拆和拆迁之间的差别。”
他坚持不移民,虽然曾拿到荷兰女王的申根签证,但是,“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国家呢?”张咏眼中,刘文浩虽然有丰富的国外经历,“他就是觉得上海好,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上海。”
这次,他钟爱的上海给他出了个难题。
他找来上海其他行政区拆迁部门的朋友,打听什么叫强拆:“我问他们,我家被这样拆毁究竟合不合法?”刘文浩也担心父亲有不当之处。他得到的答复是:“放弃吧,没办法的。根本连立案都不可能。政府可以跟你耗时间,耗到你去求政府。”
刘文浩从拆迁部门了解到,“所有的强拆,赢家一定是拆迁方。拆迁人员都说了,谁家也过不去那几关:你总有亲戚吧,亲戚总有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组织内部就能把你瓦解了;如果是做企业的,企业家总有原罪,一抓一个准;如果只是个打工的,没有人愿意就此丢了工作……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屈服。”
刘文浩找到声名远扬的大成律师事务所,花了15万让他们做出一本可行性报告。刘文浩从大成所确认:“理和法都在我这边。”接着又找官方律师做了一套预案。
2012年5月8日,刘文浩通过网上信访中心对强拆之事上访,直至6月27日才收到回复:“您家拆迁属于司法强拆,对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依据“司法强拆”4个字,2012年6月10日,刘文浩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出1.2亿元的国家赔偿。7天过去,法院没有给出回应。从信访回复第二日开始,沪上媒体陆续对刘家拆迁进行报道。
7月,法院有人将拆迁当天强制执行档案给了刘的律师,其中一份落款为闵行区房管局的《拆迁现场情况说明》中写道:拆迁是在“闵行区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
依此,2012年8月28日,刘文浩转向闵行区人民政府提出国家赔偿,法院受理。在赔偿申请两个月期限到期前的2012年10月25日,闵行区政府作出了不予赔偿的回复。一个月后,刘文浩向上海市一中院正式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赔偿金额两亿多。
另一边,张咏的同事提醒刘文浩,这样的事情微博上不少,他这才开始接触微博。花费每个月5000元的酬劳,刘文浩请人教他开设并管理微博。几个月后,他学会了,并在微博上认识了上海知名媒体人杨海鹏。
张咏记得杨海鹏跟他们讲述一些社会事件时,“我们两个惊讶得不停地张大嘴,原来社会是这样的!”在杨海鹏的介绍下认识了住在自家楼下的老律师胡炯明。
在等待法院立案时,刘文浩从微博发出了拆迁过程中官商勾结的举报信息。案件引来媒体进一步报道。2013年1月25日,上海一中院准予立案,并于2月6日指定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
4月,是刘文浩最绝望的时候。上海市纪委对其微博举报回应称,经调查没有发现相关官员有被举报问题,也没有相关官员插手干预此次强拆。
他身边的媒体人写信给上海市纪委,第二日,他得到了纪委领导的接见,并允诺:“案子一定会在法律上公正公开。”这让刘文浩有了些底气。相关媒体的内参报道也获得了高层的批示。
证据方面也为其提供了更坚实的支持。张咏在东方卫视负责录影的学生被称为“棚虫”,他在法院转交的对方视频证据中听到有声音。一场针对视频的图像和音频分析工程开始了。
图片制作室就在律师楼下,视频被定格到每一帧,那些被现场人员不小心扫过的镜头都暴露了刘文浩家在被强拆前曾有过的藏品。
在“棚虫”发现声音后,张咏通过戏剧学院的资源找来上海方言专家反复听辨,对每一个发音进行辨认,最后得出准确内容制作成字幕。分析结果被制作成厚厚一摞装帧精美的画册,同时形成PPT。在3天的庭审过程中,成为呈堂证供。
庭审赔偿举证环节,法官为刘文浩辟出两张桌子,摆放印有视频分析结果的画册。
案件开庭的期间,刘光嘉没给儿子打一个询问电话。这与一年前的样子有些反差。那时他每天待在太子公寓,一看到4岁的孙子就想起他回不去的博物馆。刘光嘉是要把博物馆传给孙子的。
“以前我偶尔回家,他有时会把我叫过去,指着某株盆景跟我说:等我死了,你要这样养他们。”一年前,刘文浩听到这些话还很不耐烦;一年后,刘文浩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叮嘱了,“对他来说,76岁就是结束,他创造的事业和财富,一个句号,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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