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媒体发现广州酒楼现多辆疑似公车，有的用报纸来遮挡车牌，有的则由酒家用硬塑料板遮挡。
区伯感到很无奈：“其实一点都不用遮挡公车号牌，只要政府说一声‘是公务’，那监督人还能怎么样?”因为区伯就经常在酒楼门口拍摄监督到公车，举报后的回复全都是“公务”，区伯就只能无语。
不过，也有好的消息传来，中纪委近期明确表示，将试点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加大惩治力度。
区伯有两个看上去极为破旧的手机，一部买得较早，主要用来接打电话，另一部较新，购于三年前，用来发微博和图片，按键也严重磨损，录音录像的功能键更是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
“别看它们破，很多人看到就怕。”
带着两部手机，区伯走在大街小巷，随时都绷着搜寻公车的神经，他对各种公车车牌、车型了熟于心，整个人几乎成为了一部敏感的雷达。
“这是公车，它来这里干吗”，每当区伯说这句话的时候，一旁的人往往会很迷茫地问：“哪里有公车?”
“现在公车越来越不好分辨了，有的车牌看上去和私家车没什么差别，但我还是能看出来。”监督8年，分辨公车已经成了区伯的一项特殊才能。
最近的一次发布监督视频是10月23日，中午12点30分，区伯在南园大街发现一辆停着的公务车。“这里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只有公安宿舍，公务?”他守候至下午2点40分，司机回来了，区伯照例开始拍摄、质问，司机的回答是：“送‘老干’体检。”
“中午休息时间送‘老干’体检?”区伯马上电话举报。
视频发布到区伯微博是在当晚11点49分，视频的上传发布者并不是区伯本人，而是他的朋友张先生。区伯本人没有电脑，不懂得如何发布视频，他的那部老旧手机也没有这种功能，因此，发布视频要靠朋友帮忙。他曾为此拜托过附近的打工小妹，一年前认识张先生之后，后者便承担起这个任务。
“这些都是区伯拍的视频。”张先生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上手机，将其中的视频拷贝到电脑上。
张先生说他跟区伯是在一年之前才认识的，只是帮忙发布视频，至于如何发布，都要依照区伯的意见，视频的说明文字也是由区伯发给他。
“有人说区伯的很多微博看上去很有理论水平，说是我写的，我真写不出来。”他解释道，“区伯很爱读书，包括各种法律书，他近来最爱看的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为什么帮区伯?因为区伯在帮大家，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帮助区伯，就相当于通过区伯帮助很多人。”他说，“有人觉得区伯一定是幕后团队推出来的，其实了解区伯你就知道，他做的事，别人根本就做不了，更不要说做了这么多年。”
区少坤如何成为监督公车私用的“广州区伯”?
据区伯自述，2005年他因病住进广州芳村人民医院，傍晚散步时听到一声大喝，“老东西，怎么叫死你都不走?”区伯转头一看，发现车子里坐着一个穿警服的人。“有没有搞错，这是人行道来的，你这么凶”，他拍下车牌到市纪委投诉，荔湾区公安分局受理了案件，一周后，派出所负责人致电区伯，“公车不能私用，会让警察检讨。”
从此，区伯开始监督公车私用。
在此之前，区伯也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里，2003年的时候便因见义勇为被报纸报道，抓小偷、抢劫犯，见义勇为的证书和当年的报纸都被他仔细收藏着。
在反对者看来，区伯之所以执着于监督公车，是因为他本身是个“品行不正的假冒精神病人”，曾经劳改多年。
“我没有作假，我得的是癫痫。”区伯还向记者出示了广州市精神病医院荔湾门诊部的诊断书。
至于劳改经历，区伯坦率承认：“那是1974年的时候，我为了女孩子，找了十多个人和对方打了起来，有人受伤，我被当作主犯判了5年。”
1970年，区伯从广州市第10中学初中毕业，进入人民机械修配厂工作。1979年刑满释放后，他先后当过钢材搬运工、农贸市场管理员，2000年时下岗。在做市场管理员时，区伯曾经“举报领导贪污腐败，结果领导找我谈话，我给上级的举报信就摊在他的桌子上”。
区伯身体瘦弱，与其视频中勇猛的声音反差很大，除了癫痫，他还患有肾病，肠胃也有问题，随身带着治疗胃溃疡的药，感觉不适便要服用，另外，他还患有咽喉炎，心脏也不好。
“全身上下，到处都是问题。”
区伯走在广州街头，不时要停下来和陌生路人寒暄，对方最常说的就是“区伯你是个好市民，我支持你”。
多年监督公车私用，让区伯在广州广为人知，而他的个人形象也十分鲜明，装束一丝不苟，浅色西裤配短袖衬衣或T恤，上衣的下摆塞进腰系，身体愈发显得消瘦，头发认真地向后梳着，随身还常背一个普通的布袋，里面放着文件资料和药瓶。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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