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和受助人在医院门口合影
张志勇在云南当地为运送茶叶的马匹打针治病
张志勇在勐海县勐混镇曼扫小学为贫困孩子捐资助学
2002年，怀着对神秘西双版纳的憧憬，退役老兵张志勇开始了一次南国之旅，不料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目前，张志勇散尽积蓄生活艰难，被妻儿和朋友说成是“怪人”，可在云南山区，他又被称为“上海好人”，因为他在十年间资助了87名因贫困而濒临辍学的孩子。
抛家弃子，一连几年一人呆在西南边陲，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倾尽全力资助山区贫困师生，这种“独行侠式”的慈善方式让张志勇备受争议。有人说他是“傻子”，自己都养不活还要做慈善；有人说他是“活雷锋”，在他身上仍能看到上世纪50、60年代那些好人的影子。他说十一年行善让自己内心富足，只是很遗憾没有对自己家庭尽到责任。“如果人生能再来一次，我依然会走慈善这条道路，但会用另外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行善。”张志勇说，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自己为何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见不得别人受苦，这么多年来始终遵从自己的内心。
我有一个梦想，在勐海开一家孤儿院，再开一家养老院，把上海的老人接到云南养老，缓解上海的养老压力，再用赚到的钱收留当地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张志勇
十多年前他有车开公司，生活富足
云南游散尽旅费，回沪后卖车助学
初见张志勇，是在他徐汇区漕溪路上的小店里，眼前这个中年人戴着眼镜，中等身材，穿着简朴，说话轻声细语。这家小店如今是他生活的全部来源，卖的是普洱茶和其他云南特产，客户都是熟人介绍来的，收入并不稳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张志勇说，十多年前，他的生活比现在好得多。
从海军退役回沪后，他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因为表现良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在单位入党。2001年，他想换个工作环境于是辞职经商，和亲戚合开了一家公司。此时，张志勇已经拥有一辆沪牌私家车，在刚刚开始普及手机的年代，这算比较富足的标志。而之后的转变，则要从一部电视剧说起。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孽债》的主题曲，正是这部电视剧，唤起张志勇前往云南西双版纳看看的想法。2002 年，44岁的张志勇带着两万元现金踏上旅途，坐飞机抵达昆明后，他想去《孽债》中知青下乡的山区看看，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是看看，拍些贫困地区生活的照片，回去教育孩子要珍惜城市富足的生活。
在驶往西双版纳的长途车上，张志勇看到一个老奶奶背着个孩子，孩子穿得破破烂烂一路哭，张志勇问老人怎么回事，老人说是饿的，于是张志勇拿出一些点心给孩子吃，看到孩子的小脚丫冻得通红，就送给他们一些衣物。张志勇的善举让老人千恩万谢，也引起其他乘客的注意，纷纷和他攀谈了起来。
车上的乘客多是西双版纳本地人，开始还以为张志勇是外国人，得知他来自上海后，大家热情了不少，纷纷要当他的向导，司机甚至说要免费送他去目的地。后来他才知道，西双版纳曾来过许多上海知青，其中有不少人最后选择留下来，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而上海生产的商品也是畅销货，因此上海人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
张志勇说，自己想去偏远山区学校看看。碰巧在乘客中，正好有一位来自勐海县的小学老师，建议他去勐海县贫困山区的学校看看。于是勐海县成了张志勇的目的地，他当时没有想到，此行之后，他和勐海结下难解之缘。
“知道山区很穷，但没有想到那么穷，到了那里的第一感觉是震惊，然后就觉得非常揪心。”张志勇告诉记者，他来到的第一个学校是勐海县勐遮小学，那里的孩子大多是傣族和哈尼族，来自非常贫困的山区家庭。
当时张志勇在学校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蓬头垢面、面黄肌瘦，身上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一年四季的衣物从短袖到棉背心都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吃的伙食也很简单，有时连下饭的菜也没有。女孩子盖的棉被上都是破洞，一问才知因为用不起卫生巾，生理周期时只能用被子的棉絮来代替； 上课的教室是间昏暗的破屋子，似乎风一吹就会倒下。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教室中孩子朗朗的读书声依然响亮，艰难的现实与孩子们的天真的笑容形成强烈反差，深深刺痛了张志勇的内心。
老师告诉他，学校里最困难的孩子是一位盲人奶奶家的两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失去联系，双目失明的奶奶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张志勇当即给了孩子几百元，这是他云南之行的第一笔捐助，而老师告诉他，几百元相当于这个家庭一年的收入。
离开勐遮小学，张志勇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闭上眼睛全是孩子脏兮兮的小脸和天真无邪的眼神，于是他决定要为孩子们多做些事情。在之后的两个多月里，他走遍了当地十多所山区学校。每到一处，先是问有没有特别困难的学生，然后一人给几百元现金，或是直接送物资，包括衣服、棉被和文具。
“上海来了一个好心人，给孩子捐了许多东西。”这一消息很快在勐海县山区学校的校长间传开了。张志勇带来的2万元旅费很快就散尽了，无奈他只能回沪。回到上海后，他做了一件令家人目瞪口呆的事情，把才买了两年的私家车给卖了。
卖车后的张志勇带着3万元钱再赴西双版纳，过了两个月，他回到上海，把车牌也卖了，同样卖了3万元。带着这笔钱，他在之后的两年里几乎都是在云南度过的，和亲戚合作的生意，也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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