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樱桃核
爷爷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问题：“孙子在医院里是受折磨，我们没钱，也撑不下去了。”
“抢到钱给我孩子治病就行，我去坐牢也没关系。”抢劫者陈明灿很快供述了作案动机。
6年前，他跟随父亲从贵州毕节的大山里，来到海宁。“结了婚”，有了儿子，赚钱养家。
意外发生在2013年5月7日。
陈明灿两岁的儿子陈扬，吃樱桃时将樱桃核呛入气管，引发窒息。
樱桃是奶奶罗由平买来的。她不忍心看着孙子眼馋邻居手里的樱桃，下狠心买了两斤。
这枚豆粒差不多大小的樱桃核，从孩子咽喉挤进了气管。一瞬间，肺的换气功能受到阻碍，陈扬的身体缺血缺氧，如同失去动力的机器，无法正常运转。
在杭州一所医院，樱桃核被取出，但因堵塞时间太长，造成脑损伤，他只能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戴着呼吸机的孩子心跳清晰可闻，但四肢僵直，不能动弹，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上方，不能哭，不会笑—窒息所引发的问题，带来了永久性的伤害。
10天后，医生告知陈明灿，陈扬脑瘫，很可能一辈子这样了。陈家面临着继续花钱治疗，还是出院回家的选择。
10天，陈家积攒的4万元已用尽，姐姐陈明霞借给他的一万元，并未起到多大作用。考虑到经济负担太重，陈家人决定将孩子带回海宁。
拔掉呼吸机时，陈文才说他心疼极了。这个唯一的孙子是他的骄傲。“眼睛大大的，很可爱，又聪明，见过他的人都很喜欢。”陈文才说。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问题：“他在医院里也是受折磨，我们没钱，也撑不下去了。”
他说，他们做好了打算，如果海宁的医院肯接收，他将继续治疗；否则，只能带着孩子回家等死。
当时陈家的出租屋前已经聚集了在海宁打工的亲朋好友，有人告诉房东陈金龙，孩子要接回来，所以在此等待。
陈金龙急了—按照海宁当地的风俗，若有外来人死在自己家中，会很不吉利。
他报了警，要求警察将陈家人弄走，这一要求遭到警方拒绝。
随后，村书记张文奎答应将村里临时停放死人的一间平房腾出，供他们居住。
这是孩子出事之后，获得的第一次“帮助”。
无处求助的困境
一天最少700块钱的医疗费，像个无底洞。陈文才一家也从来没有想过也许会有政策可以帮到他们
对住在停放死人的地方，陈文才还来不及抱怨。
他又将孙子送进海宁的人民医院继续治疗，自己和妻子住在这间平房做“豆腐饭”（海宁当地风俗，即白喜事宴）的厨房里。
一天最少700块钱的医疗费，对陈文才一家而言，像个无底洞。
陈文才调动他有限的资源。能借的都借了，“老乡工友们，常常100、200的凑，再多他们也拿不出”。他说。
在海宁的先锋村居住了5年的陈文才，没有多少本地的朋友。“他们是外乡人，我们一般都不接触。”先锋村的一位村民说。
先锋村位于海宁市南侧，是一个离市中心3公里的拆迁安置点。村子里有5000多名常住居民，外来人口有9000人。
村支书张文奎说，由于原来的村庄拆分合并，加上大量的外来租房人员，居民不再如原先那样熟识，村委会也没有从村民处得知陈家的状况。
陈家在村委会的视野之外。陈家也从来没有想过也许会有政策可以帮到他们。
海宁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救助已经有政策。《海宁市新居民慈善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因为重大疾病、突发性灾害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可以享受市慈善总会的医疗救助、突发事件救助。
但陈文才一家不满足这个条件。要得到救助，必须办理居住证。办理居住证有两个硬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和不能违反计划生育。
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养老保险。陈明灿和妻子林琴生子时，一个18岁，一个16岁，都没有到结婚年龄生子，自然更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
他们无法享受老家的待遇。同样因为没有结婚证，儿子陈扬也没办法回老家登记户口。他是“黑户”，没法办理新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医保。
在海宁不少的社区都会有帮助外来人的共建共享促进会，而陈文才一家没有人登记过暂住证，自然也不在名单上。在村支书张文奎看来，“若是沟通早一点，我们也能早点提供帮助”。
陈文才一家只能依靠自己。陈文才将孙子托付给老婆，继续上工。才51岁的他肩膀臃肿，走路时弯腰曲背。9月的海宁还很热，陈文才穿着一件厚外套。他每天至少工作9到10个小时，能挣180元。穿着外套，扛起钢筋来才不会硌得肩膀疼痛。
陈明灿的母亲罗由平则每天从家来回医院煮饭送饭，舍不得花钱坐公交车了，本来40分钟的路程，她常因走错路，花上一个多小时。“4块钱，买上馒头，可以吃一天了。”罗由平说。
在孙子生病前后，陈文才和罗由平一直替两个90后的儿子和儿媳，撑起整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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