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因25年教龄不被认定 跳50米高瀑布(组图)

　　那时，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国家正艰难走出泥潭，乡村教育停滞已久。在盐津县山区的小学，残破的教室里人满为患，除了适龄学童外，不少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是第一次走进学校，学习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学生多了，老师不够了，根本忙不过来。”82岁的退休教师朱应槐仍记得当年教师缺乏的状况，一个老师往往要带几个年级。

　　1977年3月初开学时，22岁的农民程兴贵正式站上讲台。朱应槐说，开课那天程兴贵穿着卡其布的中山装，脚上穿着新的解放鞋，很是精神。从那时开始，村民无论老少都叫他“程老师”，年轻的程兴贵还有些羞赧。

　　程兴贵最初代课的报酬是每月10元钱，每课在生产队计入八分工。生产队分的粮食可以勉强煳口，工资则被家里用来买盐巴、煤油，程兴贵爱抽的“春耕牌”香烟卖一毛二分钱一包。胡通彩回忆说，教学期间程兴贵常常天没亮就起床打着火把出门了，从家里到共和村小学要翻三座山，七公里山路要走一个多小时。后来，为了不迟到，程兴贵选择了住校。

　　随着村小师资的补充，程兴贵到了村里更为偏远的水沟小学任教，工资也涨到了26.5元。1986年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极大地提升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了让孩子上学少走一些山路，村里决定在黄泥磅成立一个初小，接受附近三个生产队的孩子念书。程兴贵被指定为带头人，和村民建立起三间土坯瓦房，建成后他就成为黄泥磅小学的校长和唯一的老师。后来，学生多了，老师增加到四人，都是代课教师。

　　“每天都要把孩子们接送过河，有的孩子太小，往往屎尿拉在裤子上了，他也要负责洗刷干净。”侄子程正平曾是程兴贵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也做了代课教师，成了叔叔的同事。他代课三年后感到自己“误人子弟”就离开了，“不能像叔叔那样耐心，写得好，口才也不错”。

　　“他勤恳踏实，教学上也很细心。”朱应槐说，程兴贵的工作证明他当老师是合格的。胡通彩也记得，丈夫曾聊起自己对“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让学生抄袭得高分”现象的不屑，他说“不会为了一点奖金，教坏学生脾气”。

　　代课教师境况的相对恶化在1990年前后开始加速。那时，外界信息开始影响深山里的人们，不少山民外出到广东打工，一些富裕的家庭开始有了黑白电视机。外出的人们衣着光鲜地返乡时，山里的平静打破了。

　　1995年，程兴贵的工资涨到了每月135元，与正式教师七八百元的收入仍是悬殊，甚至也不如那些外出务工的人们了。因代课致贫，程兴贵的儿女中没有一人念到高中。彝良县长沟小学代课教师张绪贵处境更为凄凉，2009年他的妻子不堪生计窘迫离家出走。等到2011年，考上云南大学的儿子也因家庭穷困退学，只得外出打工。

　　程兴贵记录下他教师生涯的困顿，在留下的账本中“割肉记账”就有好几个篇目，购买一个7.54元的东西也要“每人摊1.5元”，甚至是迟到被扣一元钱都记录在册。程兴贵一度动摇，放弃了讲台到了文山一个企业里做会计，每月200元。但后来证明，他放不下教师的工作和山里的孩子，一年后他又回到水沟小学。

　　如今，从程家祖宅望下山去，处处都是村民盖起的明亮楼房。而程兴贵一家仍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即使在正午屋里也黑黢黢的。

　　“一生被这么抹去”

　　程兴贵投河一个月后，他的25.5年教龄终获认定。

　　“代课教师就像是驴子，转正就是那根胡萝卜。”张绪贵总结说，代课教师作为“临时工”随时都面临着清退，只有“转正”才可能内心光明地拥抱“老师”这个称谓。“转正”自然也是程兴贵人生证明题的理想答案，但机遇并未青睐他。

　　1997年，盐津县举办了“民办老师、代课教师培训班”，将代课教师脱产培训一年转为正式教师。程兴贵也得到了这个信息，但考虑到学费和生活费，他放弃了。据盐津县多名代课教师反映，山区教学任务紧急，当时能参加这个培训班的代课教师并不多。

　　2003年8月的一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胡通彩看到丈夫从山坡上回家来了。“他手上提着教师节发给他的热水壶和洋瓷盆，袋子里还有他写的教案。”神情黯然的程兴贵告诉妻子，因为在编教师补充，他没有资格继续教了。他让妻子把那些盖有公章的教案好好收起来，留个念想。胡通彩说，那一年程兴贵拿到了代课生涯最高工资170元。

　　时代大潮终于盖过了这些年老力衰的代课教师们。2006年教育部颁下严令，宣布将在短时间内清退剩下的44.8万中小学校代课教师。2007年，盐津县众多代课教师被突然解除劳务合同，清退下来。这份签订于2005年的合同显示，代课教师们将服务到2011年年底。

　　2005年时，72岁的代课教师蒋子才曾跟两位也已经白首的代课教师进京反映自己被清退后的境遇。然而，老师们刚出北京西站就被截访的人摁倒关押。逃过抓捕的蒋子才恍惚中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个第一次到北京的乡村代课教师，看着长安街上潮水般的人流，百感交集。

　　2011年8月11日，盐津县近60名长教龄代课教师一起提出了一份请求书，希望政府能够补偿代课教师，让他们安顿晚年。蒋子才和程兴贵都参加了。事后，蒋子才还带着建议书到昆明递交给教育部门。

　　“这次的补偿都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的，一年才算一个月。”蒋子才觉得，如今“一刀切”的补偿方式仍然损害了代课教师的利益。按照政策安排，代课教师们获得补偿后可缴纳46684.8元参与养老保险，之后每月都可以领到532元的退休金。“这意味着我27年的教龄，还需要自己出两万多元缴纳社保。”蒋子才说，自己年龄大了。

　　虽然不满补偿的金额，但老师们并没有什么反对的余地，申报7月20日截止，过时不候。很多代课教师都像程兴贵一样选择了申报，并四处搜寻证物证人。“当年很多教案都被教委检查组收走了，很多老师都面临证明的困难。”蒋子才说，时间过去太长，很多代课教师都没有工资单，同事过的证人也年老或者死亡，不能到场作证。证明自己并不容易。

　　但蒋子才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乡同事程兴贵居然因此走上了绝路，这让他感到要使自己的代课教师身份得到承认和尊重，并非易事。“就像夜壶被用过后，就没人理会了。”蒋子才说，只是不想自己的一生被这么抹去。

　　程兴贵的葬礼期间一直大雨，之后他被安葬在代课时每天经过的那条山路旁边。2013年8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共和村村委会宣传栏看到，程兴贵的名字出现在代课教师补充认定名单最后一个，上面写着：

　　程兴贵，教龄25.5年，2013年7月17日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