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李润“上位计划”失败了。在来上海前,李润在公司的拉美分公司担任销售主管,因为业绩好,所以有了提升为总部销售总经理的机会。
为了给自己的上位增加筹码,李润主动要求到中国市场工作,“当时中国业务刚开始,大家都认为这将是公司未来最重要的市场。这就像在中国,官员提拔前一定要去最重要的基层干几年,工作经验很值钱。”直到现在,李润还为自己“充满中国智慧的政治头脑”而得意。但那时他还没体会到“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句中国老话。
在一轮激烈的竞争后,李润落败,公司要把他调去欧洲市场,那里的销售业绩正连年下滑。
权衡再三,李润选择离开原来的公司,留在上海。“在欧洲公司,你只能做到阻止或者延缓下滑,但在中国,你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更快的增长。”
实际上,李润对于自己在中国的前景还是估计得过于乐观了。
一番挑拣,李润最终在一家跨国公司谋得了一个中层职位,薪资待遇比以前低了很多。“以前除了基本工资,还有住房津贴、小孩教育津贴等很多津贴,还能享受和美国一样的假期。但现在,因为我是在上海找的工作,而不是总部派来的,所以待遇跟中国员工差不多,只有基本工资,其他的津贴全部没了,假期也没了。”
这对李润是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落差。他感到自己与本土员工相比,已经没有了任何优越性。
辗转流离
2012年圣诞节过后,李润和李丽就住房问题爆发了一次争吵。
李润在古北的“豪宅”原本由他的上家公司支付房租,离职后房租成了沉重的负担。李丽坚持换一套更便宜的房子,而李润却有心理障碍,认为这会让他逐渐疏远原先的圈子。李丽却觉得那种心理是不切实际的“虚荣”。
最终,李润还是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了。他们搬到了杨浦的新江湾城。虽然没有古北那么高档,但这里也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国际化社区。每个月9000元的房租,对李润来说轻松多了。
但是,通货膨胀、房租上涨和雷打不动的工资,还是让李润的压力一天天在增大。在2013年5月准备续约的时候,房租从9000元涨到了令人咋舌的1.3万元。
李润只得另谋住处。
朋友告诉李润,中山公园还有月租金在7000元以下的房源,联洋也有月租金1万元以下的公寓,有时候运气好,还能租到更价廉物美的房子。
可李丽亲自去转了一圈后才发现,朋友说的已经是“去年的行情”。进入2013年,这两个地段的房屋租金也上涨了近30%,传说中的低价房早已被一抢而空。无奈之下,李丽在朋友的推荐下住到了虹口,虽然没有了高档国际社区的气氛,但房租却比原来便宜了1/3。
当然,代价就是“老乡们”与李丽一家有意无意的疏远。对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住在哪里,是划分圈子的一个重要标准。“那能体现出公司的实力,以及你在公司的地位。”
住房只是李丽一家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物价飞涨,小孩的教育经费和医疗问题等让李丽一天天深陷“柴米油盐”的困扰。当年雄心勃勃的李润也开始动摇,考虑回国。
“中国的压力太大,而我也买不起上海的房子。”李润自嘲道。
有人选择离开,也有更多人选择进来。
跨国猎头企业翰德最新一次的亚太区域招聘趋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司的平均人才流失率高达10%到20%,这也就意味着,超过80%的中国企业有着招聘的需求。即使在2009年经济最低迷的时候,中国还是有33%的企业在增聘人手。
不过,虽然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总量一直有增无减,但近几年,这个趋势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从底层职位做起,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当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成为企业用人的参考,他们在中国待遇的变化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而像李润与李丽这样在中国“打拼”的外国人,或许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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