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向文革受害者致歉 有人揭家丑不被理解(组图)

　　“那我给你说几个事吧。”当时，高中的山墙上已经贴满批斗老师的大字报，宋继超“脑子一热”，觉得郭楷确实也有问题。他把老师说过的那三句话，曲解为“替彭德怀喊冤叫屈;诬蔑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歪曲领袖指示，贬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说完，他还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们说。”红卫兵满意地走了。没过多久，宋继超听说，郭楷被揪上批斗台，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说的三条非常要害，把郭老师害苦了。”回忆到这里，宋继超讪讪地笑了。可在当时，他只是觉得，“不应该揪人家的耳朵”。

　　那时，宋继超的同龄人都在“闹革命”。温庆福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的大字报，还带人抄了同事的家。刘伯勤和一群人闯进“黑五类”同学家，摔碎了同学奶奶的照片，没收了相框后面藏着的200元现金。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们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

　　“现在总结回顾‘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层内幕。其实，全民总结历史，把自己摆进去很有必要。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每个人表现不一?”温庆福说。

　　这就像个疮疤似的，揭是不揭?

　　1984年，听说郭楷因脑血栓住进邯郸的医院，已经是军官的宋继超拎着苹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

　　早在十几年前，宋继超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当时，宋继超所在的派别夺权失败，他离开家去当了兵。1971年，部队突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打好背包准备出发，晚上还要站岗巡逻。

　　战友们都在猜出了什么事，直到国庆节后才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副统帅”林彪外逃，坠机于蒙古温都尔汗。

　　宋继超听了大吃一惊，很长时间拧不过弯儿来。“心里觉得挺没意思的，我积极搞运动最后落了个‘失败’，林彪成了叛国者，历史开了大玩笑!我醒悟了，简直太可笑了，想起自己揭发郭老师的事情，太可恶了!觉得自己很可恨，怎么那么傻呢，那么狂热呢?”

　　宋继超开始想了解郭楷的近况，可他不敢回母校，只能悄悄向同学打听老师的消息。他听说郭老师渡过了难关，已经回学校继续教课了，又听说郭老师身体很虚弱，还患上了多种慢性病。他想找机会跟老师解释那件事，这么一等就是十几年。

　　实际上，“文革”结束不久后，道歉就开始了。一位觉得良心不安，曾有过道歉行为，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一再出现在媒体上的老人回忆：“一开始说要考试时，我们就去找老师业余教我们。那时我们就道过歉，‘老师，过去你别放在心里’。我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比我大几年级的学生，回学校进门见老师就鞠躬道歉。”

　　宋继超也听说，“文革”刚结束，高中一个打过人的同学就去老师家登门道歉，可老师却只是冷淡地说：“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老师可能认为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装模作样。”宋继超分析，都在一个城市里，有人怕老师找后账，所以主动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抢”的，属于清理对象，怕别人举报，更得小心了。

　　宋继超说自己没有打过人。但去医院之前，他一直犹豫，这件事到底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其实，他已经组织好了语言：“当时我光想造反昏了头了，扭曲事实，上纲上线，胡说八道。”

　　可走进病房，看到躺在床上的郭楷，那个曾经写诗、玩音乐、爱打篮球的青年教师，已经变成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时，宋继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师”，眼泪就掉下来。

　　“什么也不用说，你们能来看老师，老师就最高兴啦。”尽管只有50岁，可中风摔了一跤之后，郭楷说话已经有点不流利了。他看着曾经最得意的学生、已经有点秃顶的宋继超问：“你在部队怎么样啊，好好干，继续多写文章。”

　　这时，距离他们上一次相见，已经过了18年。

　　坐在病床旁边，看着郭楷虚弱的样子，宋继超觉得自己就是加害老师的其中一人。可直到老师出院，道歉的话也没说出口。“老师没说这个事，同学们在旁边问怎么治疗，我单独解释，太突兀了。这个事好像疮疤似的，揭是不揭?他住院时谁也没揭，后来就没机会了。”

　　回到部队后，宋继超以自己和老师为原型，写了篇小说，名为《在老师病床前》，但一直没机会发表。故事最后，主人公说：“但愿老师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在那个世界里，他还是没能把道歉的话说出口。

　　山东蓬莱，刚刚成为一名邮递员的卢嘉善也失去了这个机会。同样是在1984年，他和小学老师在街上重逢，退休的老师推着自行车卖雪糕贴补点家用。“文革”时，卢嘉善揭发老师体罚同学、用教鞭打肿了学生的手掌，说完，他朝老师踢了两脚。

　　“那时必须得发言，不发言就不能加入红小兵。”电话里，卢嘉善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卢嘉善掏出10元钱想塞给老师，可老师硬是不要。提起这段往事，年过六旬的老师摇了摇头说：“老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是毛头孩，谁还没有点脾气?关键是现在你们长大了，能挣钱养家糊口，很不错了。”

　　卢嘉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退后两步，对着老师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