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博士放弃救治父亲被骂不孝子 尊严死争议颇多

　　回到家乡，陈有强种菜，会友，陪伴妻子，度过了平静而充实的大半年。2012年春节，他给每个孙辈都准备了200元的红包，金额是往年的4倍。

　　春节后不久，越来越虚弱的陈有强终于住进了县里的小医院，但只进行补液、止痛一类的舒缓治疗。2012年3月22日凌晨，陈有强陷入昏迷。母亲打电话问陈作兵，要不要切开父亲的气管，上呼吸机进行抢救？陈作兵思考了片刻，说不要打扰父亲，让他安静地离开吧。三个小时后，陈作兵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世。

　　陈作兵认为，虽然化疗可能延长一些时日，但副作用会使病人缠绵病榻，降低生命质量。父亲虽然放弃治疗，但在临终前一年做了所有想做的事，了无遗憾地平静离去。他敬佩父亲的勇气。可是，很多人批评他身为医学博士却放弃救治父亲，是“不孝之子”。

　　加拿大女士赴瑞士安乐死 美国35州可“自然死”

　　“尊严死”在中国是个比较新的概念，经常有人将其与“安乐死”混为一谈。对此，罗点点解释说，“安乐死”是指人为地无痛苦地提前结束无质量的生命，而“尊严死”则倡导既不提前，也不延后，自然的舒适的死亡，核心理念是“自主选择”，即不论是放弃治疗，还是全力救治，只要是临终者自己的决定，便符合“尊严死”。其实，“尊严死”介于“过度抢救”与“安乐死”之间，不管是安详地“等死”，还是医生协助下的“自杀”，都是对临终者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有相通之处。

　　今年4月12日，72岁的加拿大温尼伯人苏珊·格里菲斯飞往瑞士，请那里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帮她实现安乐死的愿望。格里菲斯患有多系统萎缩症，不能根治，无法缓解，只会不断恶化。[align="center"]

　　多系统萎缩症患者会丧失运动技能，平衡力会受到影响，时刻受到病痛侵蚀。格里菲斯每隔几小时都会服下强力止痛药，每晚都会因为疼痛而惊醒。她不能骑自行车，不能开车，不能打网球，不能与孙辈们一起吃晚饭，甚至不能安安稳稳地坐下来听一场演唱会。

　　“这种难以治愈的多系统萎缩症持续了10年。最终，我将会毫无意识地躺在床上，让照顾我的人替我‘照顾’我自己的身体。我不想这样死去。”由于加拿大不允许辅助性自杀，格里菲斯决定前往瑞士结束自己的痛苦。她给加拿大的国会议员们写了一封信，恳请重议“医生辅助性自杀”的合法性。

　　上飞机前，格里菲斯与亲友们一一拥抱诀别。现场的录音中很难分辨出她们是在笑还是在哭。4月25日，她在瑞士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早在1976年8月，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atural Death Act）”，允许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不可治愈患者的临终过程，也就是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到目前为止，美国35个州都通过了“自然死亡法”。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只要愿意，都可以通过签署“生前预嘱”，按照个人意愿选择病危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护治疗方法，包括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

　　中国：“尊严死”选择权只属于富人？

　　在中国，与罗点点的婆婆和陈作兵的父亲不同，更多的人在生命末期经受了健康者难以想象的痛苦。作家巴金最后的六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先是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乒坛名宿庄则栋今年2月10日因癌症病逝。2012年11月3日，做了第20次手术的他说：“肝脏已有八分之七被癌细胞夺去，微弱的生命仅靠其余八分之一在维持。”其医疗团队的郑医生透露：“他是想有尊严地安乐死，但我们医生不能这么做，绝不放弃。”

　　对中国来说，如果辅助性自杀的“安乐死”还显得比较超前，那么类似美国“自然死亡法”的“尊严死”离我们有多远？罗点点等人创建的“选择与尊严”网站起初遭到了人们的冷遇，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接受对于死亡的理性讨论。两年来，已有9580人在该网站完成了“生前预嘱”。罗点点还计划建立中国生前预嘱注册中心。

　　然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复杂的国家，讨论问题不仅要面对传统和伦理，还要承认现实的无奈。在网友的争论当中，除了支持“尊严死”和坚持竭尽全力治疗到最后一刻的两种观点外，还有第三种观点：“穷人有选择的余地吗？那都是富人的事。”微博网友“51哈利路亚”这样说。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对不少弱势人群来说，获得了正常就医的权利之后，才能去考虑何时放弃治疗。“尊严死”的前提是“尊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