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后校长得到相关处理,但由于证据不足,吴晓最后不得不放弃对校长的民事诉讼。她还被当地一些民众议论为“害人害己的坏女孩”。
一份来自于公检法的联合调研报告显示,女童因没有得到家庭的庇护和教育而易遭侵害。家长和学校又疏于对女童的性知识、性安全和自我保护的教育,留守女童(特别是3至10岁的幼女)性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意识教育几乎是空白,遇到性侵犯时不知反抗或茫然无措。大部分人认为这种行为后果不严重,和犯罪也沾不上边,赔钱解决的想法很有市场。家长因顾及孩子名声不愿报案或不及时报案,致使不法分子愈加胆大妄为,也给案件侦破带来困难。加之许多基层村居社区治安条件较差,导致道德沦丧、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不惜以身试法。
女儿说那个男人是个好人
警察和父母把那个男人和14岁的吴凡堵在小旅馆的时候,两个人仍然相拥在一起鼾声阵阵。“吴凡的父亲肺都气炸了,跳着扑着要上前去揍那个比自己年龄还要大的男人。警察拦也拦不住。”去年五月,西安某县中学初二女生失踪,在外打工的父母赶回家里,在警方的帮助下,一周后在西安市内的一家私人小旅店内找到女儿。
吴凡的班主任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得知自己的女学生逃学是被一个成年人带着去开房,当时愣在原地,良久,她满眼泪水地向记者摇手表示,“这个情况真的没想到。我有些撑不住了。”正当那个男人受到千夫所指之时,吴凡站出来,表示自己是自愿的,“那个男人对我很好,是个好人。比我爸都对我好。”
吴凡父亲常年在外出差,母亲是一家单位的外派机构负责人。“孩子上初中后我们给她办理了住校手续。她既可以住在学校里,也可以回家。”吴凡母亲告诉记者,为了避免孩子寂寞,她还动员女儿两个关系好的女同学住在自己家里作伴。“孩子学习比较自觉,我们对电视网络也没有限制。”没想到反而被孩子抱怨:“你们眼里就只有钱,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感受。”
另外,虽然家里还欠着两万元的买房子钱,但是前述的王丹亚的母亲还是决绝表示家里不差钱,“最起码也没让孩子在经济上感到过手头紧。我对孩子说,就是爸爸妈妈没本事赚不来钱,就是借,也会让你有钱花。”沈红霞夫妇都在煤矿上打工,每年会在春节时回家和孩子团聚。“如果家里孩子和老人没有病,一年就回家一次。只是按时向家里寄钱。”沈红霞夫妇对公婆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把孩子看紧,别出事。去年大儿子也辍学走出家门,跟着他们在云南打工大半年。一家人辗转多个城市,“感觉钱都不好挣。但不干是不行的,债还是要还。”
知道孙女遭受性侵害之后,吴凡奶奶每日生活在自责之中。她不解地对记者说,孙女一回家就被自己关在院子里,村里几个喜欢游逛的女孩来找孙女玩,都被自己赶走了。“没想到她在家里很乖的样子。出了门还是和她们搅合在一起……孩子说她一个人闷得慌。”
“孩子太傻了。我们听说那个男人给她买过一条裤子和两双鞋,都是不超过50元的地摊货。直板手机还是返修的山寨机。就这些,孩子一直记着人家的好,把自己都送给人家了。
救救孩子社会应有所为
“平时女儿很听话,说什么她都答应。”徐嘉洛的父母对孩子出事一直很不理解。虽然和孩子两地分隔,但他们夫妇每天会定时和女儿通话,“起码要确定她晚上按时回家,没有夜不归宿。”
校方表示很无辜,“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校外,和校方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街上的市民并不认可:“以前的校长带着老师和校警经常在校外巡逻,学校内外几乎没听说出过什么安全事故。现在晚上一两点钟了,还有学生在街道上游荡。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镇中学一整天都大门洞开,门口两个值班室竟然没有一个值班人员。2010年,由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在我国部分省的12个县建立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已有近8万名孩子接受了儿童福利主任的家访,24965名儿童和抚养人参加了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以社区为基础的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网络,目前在我国已初具雏形。然而,该保护网络的覆盖范围还未及广大的农村地区。
该县教育局一位领导对记者说:这只是个案,是偶发的,何况有几个校领导和教育局领导也很冤枉地被点名批评。谈及改进措施,这位领导面露难色说,这方面文件和规定已经不少了,再说管好这些留守儿童也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事,家长和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呀。
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多年的专家于波先生认为,亲情关爱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诉求。我国农村地区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工作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公检法部门应该深入农村和学校,结合《未成年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用实际案例和图片的教育方式,向人们宣传法律,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各级机构应发挥自身的作用,可在留守女童较多的地方建立留守女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这样就能够减少一些犯罪。学校和社区(村)委、妇联等基层组织应将留守女童的性安全纳入重点监管范围,采取将留守女童情况登记造册、对留守女童的监护人进行定期走访等举措,实现“亲情有护、学业有教、安全有保”。
(文中所涉及人员均为化名)(三秦都市报 记者 孙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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