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二次伤害
案件调查取证过程从头到尾都变成伤害
青年律师罗玉在2009年加入陕西省妇联，成为权益部一名公益律师，主要代理儿童性侵案。在代理铜川“玲玲性侵案”时，罗玉不仅要克制自己在取证过程中遭受地方阻碍的愤怒情绪，“还必须冷静地提醒公安办案人员，要保护和尊重受害人心理的隐私权。”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取证记录必须在家属的陪同下才能进行，但在罗玉代理的儿童性侵案中，公安办案人员都是单独对孩子进行取证记录，“其态度的生硬和直截了当，直逼孩子重温噩梦。”
在审理海南万宁小学生性侵案中，一名网友曾用手机拍下当地派出所对6名小学生当日取证的情形，若干名女生蹲在问话室的房檐下等待已经进去的同伴，这名网友随即将照片发到网上，并对派出所的做法提出质疑，而发照片的网友也遭到了人们的谴责，照片随后被删除。
以粗暴简单的方式干预儿童性侵案，龙迪本人也极为反感，一次她参与一起案件，一名警察多次开着警车闪着警灯去受害者家中调查取证，“你这是对孩子的二次伤害”，龙迪终于忍不住对警察大喊。更有甚者，在另一例教师对学生的性侵案审理中，侵害者家属竟然直接冲进了派出所，对正在取证的女学生大声恐吓。
在龙迪看来，这种干预模式，对受侵孩子“从头到尾都演变成伤害”。
他们需要抚慰
修复创伤的关键是家庭持续的支持
在龙迪看来，越是能提供情绪支持，并允许孩子表达自己噩梦的家庭，孩子的心理创伤得到的是一种明显改善，而遭到家长严厉指责和惩罚的孩子，其焦虑、愤怒、 抑郁和攻击行为会越来越演变成一种严重的精神症状。
龙迪认为，好的做法是，父母允许孩子把过去的经历大胆讲出来，并帮助她重新理解以往的经历，化解孩子的羞耻感和罪恶感，赋予过去一种成长的意义。
在辅导“朗朗”和“薇薇”这两个受伤女童经历中，龙迪对来自家庭的支持感触很深。朗朗出事前，父母关系疏离，爸爸爱打麻将，妈妈忙自己的事。出事后龙迪心理介入，夫妇俩认识到孩子受伤害，“自己有相当的责任。”
朗朗的爸爸远离麻将场陪孩子学习，妈妈更是认识到自己以往脾气暴躁。4个月后，当龙迪再见到朗朗时，她不仅已经适应新学校的生活，性格也变得活泼开朗。
与此相反的是“薇薇”。父母不仅回避提及伤害，妈妈更是觉得“女儿给自己丢了脸”。夫妻间相互指责加剧，孩子再次被置于一个情感和生活受忽略的位置，龙迪回访时，薇薇的情况更糟，“其内心创伤的延续令人痛心。”
“受侵儿童能够从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那里得到足够持续的支持，是修复创伤的关键。”龙迪说。
亟待完善和出台法律保障制度
“除此之外，社会也必须以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孩童。”在龙迪看来，国内目前亟待完善和出台对于性侵孩童的法律与保障制度。
1998年，香港在华人世界最先开展以保护受侵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准绳的行政、立法、司法改革，这项被称之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多部门跨专业合作模式，也是龙迪回到内地后，积极推广的主要模式。
在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处均设有儿童临床心理服务科，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一旦接到报警，受训的服务科社工和警察会立刻组成调查小组联盟，在调查前，经验丰富的社工会告诉孩子和家长，接下来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若遇年龄较小，而又不善用语言表达的儿童，警员会提供可供穿衣脱衣的人体玩具模型，让儿童辨识被触摸和侵犯的部位。
在针对性侵儿童的治疗医院，龙迪也会经常看到，儿童心理诊室，卡通和漫画，以及遍地的儿童玩具，使诊断室看 起来更像是一个孩子放松和讲故事的地方。回到内地，龙迪一直试图在社区和有关部门，推广这种行之有效的，能规避孩童“二次伤害”的运行机制。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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