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遭遇刑讯逼供？
家人给记者提供了一份刘凯利在被关押期间，写给律师的信，信中详细介绍了黑山县警方刑讯逼供的经过：“他们不仅拳打脚踢，还用电棍电我的腹部、
颈部、头部，甚至连生殖器也不放过，如果当时不按他们的指认招供，恐怕我的性命早就不复存在了。”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针对这一点，记者曾要求采访黑山县公安局，但他们拒绝了。刘家人认为刘凯利是冤枉的，刘凯利自己说是被屈打成招的。
但作为一审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作案时间这一点，刘凯利的妻子阎文华其实在公安机关有过两次陈述，第一次确实说大约15分钟，肯定不超过半个小时，可第二次阎文华答说确实记不清了，如此关键的细节关系到丈夫是否会被认定为杀人凶手，刘凯利的妻子怎么会记不清了呢？
对此，刘凯利的妻子说，第二次笔录她之所以改口，是因为迫于警方的压力，一时发蒙才这样说的，并非真实情况，但法院并没有支持，刘凯利妻子后来的解释，结合考虑证人
与被告人特殊的关系，以及证言本身的不稳定性与矛盾，法官没有采信。
针对死者张晓静体内发现的男子精液的血型是“A”型，而刘凯利的血型是“O”型，两者并不相符的疑点，法院认为，这点只能说明死者张晓静生前和别的男子发生过性关系，并不能说明发生性关系的人就是凶手，也并不能因此排除刘凯利不是凶手。
而针对刘凯利说，他遭受警方的刑讯逼供，自己的供述是被逼的，法院表示，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辩护人，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证据。相反黑山县公安局却提供了一份书面证明证明在审讯期间，他们的民警对刘凯利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据此，法院认为他们无法认定刘凯利的有罪供述，是警方非法取得的，
刘凯利对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1997年11月1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刘凯利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真凶”伏法，留下“遗嘱”
1998年的春天，刘家原来的律师突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是警方告诉他，黑山县公安局侦办了一起抢劫杀人案，主犯是他们八道壕镇的一个小青年，名叫刘铁军，只有20岁，刘铁军在向警方供述时主动承认少女张晓静是他杀的。
刘家人聘请了委托代理人去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正规的手续查询到了“真凶”刘铁军的卷宗，并复印到了一部分。
在卷宗里，刘铁军说，案发那天晚上十点多钟，他在街上遇到了张晓静，两人一起来到了当地一家医院后面的一片树林，在树木里发生了性关系。
“发生关系后，我问她跟几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她说记不清楚了，我说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想和你结婚，没想到你这样才这么小年纪干这事，当时我是掐着她脖子，我是又爱又恨，我说，你要是和我一起生活的话，我就会背上不好的名声，她没吭声，
我一看，她就断气了。我害怕，就把她扔进了附近的脏水道里。”在法庭的庭审笔录上也有刘铁军承认是自己杀死张晓静的记载。
原来有警方主动告之，后来有刘铁军本人的供述，还有法庭的庭审笔录，刘家人认为，从这些证据来说，刘铁军杀害张晓静确有其事，如果刘铁军是真凶，那刘凯利就是被冤枉的，当地司法机关就应该给翻案，将他释放出来才对，可后来为什么会没有动静呢？记者在当地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刘凯利是先进来的，刘凯利在羁押期间判决之前，刘铁军就进来了，在看守所，很可能就有一些能通个气，换句话是监管不严。”
当地检察机关认为，他们曾经核实过刘铁军的说法，并没有证据支持，而刘铁军之所以主动承认张晓静的案子，可能是因为他涉嫌抢劫杀人罪，身上已经背了4条人命，肯定会被判死刑，为此他和刘凯利有可能串供，干脆将刘凯利那条命案，也扛下来算了。
但刘家人认为，看守所是如此的戒备森严，刘凯利和刘铁军又是两个牵涉命案的重要嫌疑人，两人怎么可能在看守所里串供，并且在刘铁军讲述杀害张晓静的过程中，有许多细节是不可能通过串供来完成的，比如，刘铁军在上诉状中提到那天他和张晓静见面的时候，张晓静曾找他借500元钱，他当时没钱。这个时候张晓静， “从裤兜拿出一本存折，存折上有一个小铁牌，存折上有1500元钱”。
刘家人认为，刘铁军提到了“存折上有一个小铁牌”，这样精确的细节，不是一般的串供能够串出来的，另外刘家人和委托代理人还注意到，“真凶”刘铁军，在原来的犯罪过程中有一起命案的抛尸手法和张晓静这个案件很相似。
刘家人为此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他们申诉的证据不充分，驳回了申诉，而此时刘凯利已经被送往辽宁省一所监狱服刑，服刑期间，刘凯利再次向监狱检察院提起了申诉，通过审查，监狱检察院也认为，刘凯利案确有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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