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儿子：“没有户口，差点上不了好学校。以后，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儿子咬了咬嘴唇，没吱声。
中考那年，因为张建党再婚的妻子是京籍，属于9类非本市户口可报考情形中的一项，张图可以在北京借考。为办借考手续，老张先是拿到妻子户籍所在地居委会的证明，但因为级别不够，又去上级镇政府盖章。见对方还不太配合，他拿着教育部的文件磨唧半天才算了事。后来他得知，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镇，只有不到二十人拿到借考资格。
最终，孩子以2分优势，惊险地考进实验中学。他每天5点钟起，花一个半小时自己从昌平坐车到西单，晚上8点多钟回家，常常夜里两点还写不完作业。
后来，老张在西单的小旅馆里租了个地下室，供孩子一个人住，700块钱一个月。周围的邻居，以打工者居多，没有浴室，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屋子不到8平米，得侧着身子走动。
他也心疼孩子受苦。好在有个老乡，孩子也在实验中学读初中，租了个5000多的三居室，没事儿就让张图过去吃个饭洗个澡。
张建党一声苦笑：“老乡在发改委工作，孩子是共建生，早就给解决了北京户口。”
煎熬
艰难求学的过程中，父子俩受尽煎熬。
高一开学没多久，张图就在期中考试中拿了个年级第六。听说张图租住在地下室，同学们都很敬佩他。老张说：“儿子有天分，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外地人，心里有动力。”
从幼儿园到小学，张图都过着寄宿生活，早就习惯离开家的日子。
这位性格内向的男孩，皮肤黝黑，嘴边两抹淡淡的胡须，说话细声细语，总是慢悠悠的。他个头已经蹿到1米77，体重还不到100斤，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看书时，他总是伸着脖子贴着脸，眼睛眯成一条缝。
能拿到现在的学习成绩，也并非一帆风顺。五年前，他还得过一场“怪病”。
那时候，住校的张图在课间甚至课堂上，总是动不动就晕倒。但每次张建党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孩子一靠在自己身上，马上就恢复正常。
医生也没检查出什么病症，最后只是建议孩子要“多和家人在一起”。为此，张图六年级时走读了一年，才算好转。
升入初中，情况越发严重。有时候站着站着，突然就晕倒。一到上课，张图便觉得浑身不舒服，趴在桌子上睡觉，作业也不交，但一回家，他却跟个没事儿人似的。这些状况，他一直没告诉张建党。
期中考试的时候，他考了年级250多名，在初中尖子生的试验班里，这是倒数成绩。他一直瞒着家里，直到老师给张建党打了电话。
“这种表现，是典型的‘癔症（分离转换性障碍）’――由于生活事件、内心冲突、自我暗示等，引起的精神障碍。”焦急的老张查阅过不少医学资料，“起因不太确定，孩子支支吾吾告诉我，班上有个男生曾说过一句，他学习不好。”
那时候，一走进学校，这个内心敏感的男孩总会被诱发症状。“说不清楚，就是不想离开家去学校学习。”张图回忆道。
但儿子的“怪病”，很快就被老张治好了，方法有点简单粗暴。
“儿子，现在你分数这么低，我太失望了。接受现实吧――没有进步，咱们就直接退学。”从小到大，张图从没听过这样的狠话。
在父亲的要求下，他马上给班主任写了检讨承认错误。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背英语，父亲让儿子坐在腿上，看着他背。新概念英语3，一共50多篇长课文，几个月生生全背下来了。
张图默默接受了这一切，拼命追赶，能力被“压迫到了极限”。第二次考试，他就考入年级前三十。后来的统考，又拿到年级第四，西城区排名第36。
高一的时候，因为化学成绩次次拿年级第一，张图一度成为竞赛班9班同学的“眼中钉”――作为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竞赛的理科尖子班，化学第一的宝座竟拱手让给了别人。张图所在的6班班主任，每次开年级会都以此自豪。后来张图享有一项特权，可以去全封闭教学的9班旁听。在这里他交了几个好友，没事就一块下围棋，打打乒乓球。
可是，这个试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家庭，最终还是败给了户籍。
看着儿子的成绩单，张建党越来越发愁：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喊了多年， 却一直没动静。回老家，安徽已经一个亲戚都没有，北京的生意自己脱不开身，万一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张图不适应环境，再出状况怎么办？等政策，如果高三那年还不放开，孩子的前途就耽误了。
血淋淋的教训提醒老张，出国要趁早准备。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在孩子高三那年没等到政策，被形势逼着将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了个社区大学。
可这个父亲舍不得儿子离开，“孩子有上清华的水平，出国也没多大意义啊。”
惋惜、无奈、绝望以及愤怒，张建党只觉得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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