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两会”上，中国人大代表刘丽指出，一些已婚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出现了许多在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情况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随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民工中“临时夫妻”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热议。
在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频繁，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然而在城市里的他们，正常的生理需求普遍不能满足，也很难获得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就医、社保，有的甚至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只能选择一方外出打工一方留守家中。“临时夫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
2011年，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已达430万，外来人口总量超过温州而居全省第一。当时，宁波市户籍人口为574万，外来人口达430万，占到总人口的43％。其中北仑、鄞州、镇海等市辖区的外来人口已超过户籍人口。
宁波作为浙江省外来人口第一大市，本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先后走访了江北、鄞州、北仑、镇海等外来务工大量聚居的地方，试图真实还原“临时夫妻”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从而希望能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正视这个存在的问题，思考如何缓解或解决这个尴尬“存在”。
江北洪塘街道下沈村，这里由于租金便宜，住着几千名外来务工人员。
路边杂货店，30多岁的女老板在被问到生活中是否存在“临时夫妻”时，立马笑出了声，“这个是人家的隐私，怎么会跟别人讲呢？”
上句话刚说完，女老板又转了口风：“有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心里多多少少总是会有些想法的，只是这种事情知道，也不好说的，开门做生意，怕的就是得罪人。”
下沈村的电线杆上，随处可见贴着写有出租房屋信息的小纸条。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我们找到房东沈师傅。沈师傅一听到“临时夫妻”便直言，“这个我早就见惯不怪了，只是这个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也不好多管，只要给租金，不弄坏东西就行了。”
之前，沈师傅就将房子租给过一对“临时夫妻”。“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以为他们是真夫妻，直到有一天，另外一个女的带儿子出现时，我才知道。”碰到这种事情，沈师傅也不会多说什么，毕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总不好去拆散人家家庭。
同样在镇海庄市街道兴庄路上，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娘告诉我们，“对面那幢办公楼里就有，男的做保安，女的就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了，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我们店门口来乘凉。”
虽说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但试图让他们讲讲“临时夫妻”的生活状况时，绝大多数人都转过身去，不愿多说。
经过一个多月走访，我们最终接触到了愿意接受采访的“临时夫妻”。
通过当事人的自我讲述，揭开了覆盖在“临时夫妻”上面的那层神秘的面纱，体会到的却是“临时夫妻”背后的辛酸和无奈（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以下人物均用化名）。
A
起初只是想找人说说话
后来慢慢慢慢就在一起
老沈，江苏人，2000年来宁波打工。目前他在江北一家机械厂做电工。在工厂里，老沈有一个独自的办公室，里面没有电脑，只有一张写字台。说是办公室，其实说仓库更合适，因为里面到处摆放着一些电工设备，螺丝、螺帽更是随处可见。
在写字台上，放着一本妇科医院的宣传小杂志，里面有一些性方面的报道及情感故事。翻开杂志，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一行铅笔字：“我爱你，你爱我”。
“无聊的时候，随便写写的。”老沈一把拿过写字台上的杂志，放进抽屉里，看样子他有些羞愧。
老沈的工作不忙，只要厂里的设备不出问题，他基本都没事可做，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
“起初，我和老婆一起过来的，一起做了两三年，但家里孩子没人管，老婆就回家照顾孩子去了。”老沈说，自那以后，他就一人独自在宁波打工赚钱。为了省钱，他很少回家，甚至好几年连春节都没回老家过。
“过年，火车票太难买了，而且回家，人情世故又多，得花不少钱，索性就不回了，在宁波还能多赚点加班工资。”说起这些，老沈非常平静。
说完了家庭，我们都沉默了一会。毕竟，临时夫妻这个话题，对老沈来说还是稍显沉重。
过了一会，大概是做好了准备。老沈低下头，从裤兜里拿出一支红塔山，点燃之后猛抽了几口。他慢慢打开话匣子。
去年，老沈认识了同个工厂里的肖燕。“当时，她在我眼里只是个老实不爱说话的女人。”老沈说，直到有一天，她出租房里的电灯坏掉，叫他可不可以帮忙修一下。老沈爽快地答应了。
下班后，老沈跟着肖燕一起去了她住的出租房。从那开始，两人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聊天。“那段时间，每天都想着早点下班，不为别的，就为有人可以聊聊天。”老沈说当时的感觉像谈恋爱一样，但又不敢往那方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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