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院
2007年8月初，王玉萍在拘留所关押十天后被送进了劳教所，当时她患有子宫肌瘤，裤裆和留到腰际的头发都被出血浸透了。入所时要体检，王玉萍自述扶着墙勉强接了尿，医生眼皮不搭就说这是尿，“我说这是血啊不是尿，她就说‘扔了’！”
按照公安部1982年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严重病患或丧失劳动能力者，劳教院不能接收。锦州医学院附属一院在2007年3月出具的一份诊断书显示，王玉萍身患重度贫血、子宫肌瘤，需要输血。但王玉萍仍旧被送进了马三家。入院之后，由于无钱，劳教院没有为其治病。十天中，下身流血不止的王玉萍被要求每天出工干活，给棉衣打包，一个心肠好的队长吩咐学员找来破棉花垫在她身下。一直等到丈夫卖了父母的房凑够了钱，王玉萍才被送进医院动手术。
朱桂芹是抚顺人，1998年曾患结核性脑膜炎，留下脑梗等后遗症。因为哥哥朱传清在劳教期间遭殴打造成重度脑外伤致残，朱桂芹多年上访，于2004年4月16日被押入马三家。入所时没有检查身体。
2003年6月底，抚顺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曾对朱桂芹做出鉴定，认定她患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一年。此时距这份鉴定表的时限还有两个月。但朱桂芹仍被分配到了劳教所二大队。当她提出“身体有病，有丧失劳动能力证明”，随即遭到了体罚。
身患疾病或者残疾之下“入院”的，还有盖凤珍、高凤兰和李平。三人都持有残联颁发的肢体残疾人证书。盖凤珍由于在看守所里绝食导致血红蛋白很低，高凤兰切除了半边肺叶，李平则因风湿性关节炎下肢麻木，但三人都未经过体检被送进了马三家。李平拿出残疾证，管教说“认公安不认残联”。
马三家劳教院内部人士肖溪（化名）称，按规定收的人必须身体健康。但近年来聋哑人也收（大多是参与盗窃），高血压到200多的也往里送，“我们压力很大。关键是维稳压力，公安机关非要往这里送”。在劳教人员的讲述中，甚至有公安局为了将有病的上访者成功送进劳教院而送钱的情节。
为了顺利送上访者入院，公安机关颇费心思。经过艰苦说服，绝食的盖凤珍在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上签了字，但释放证明上随即被写上了“转教养”字样。进了劳教院之后，她才拿到了自己的拘留释放证。李平则是被告知到处理医疗事故的卫生局领取45万元赔偿，警察穿着便衣开普通小车直接拉到马三家劳教院。到了门口，李平得到了一张教养决定书。
现行劳教体制下，决定劳动教养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公安部门法制办，由司法部门管辖的劳教所只负责执行，并无动力细究其程序。刘玉玲于2012年8月13日从国家信访局门口被大连市公安人员送往马三家，她收到的劳教决定书日期却是7月30日。一些传销者以及公安机关为完成指标“凑数”的，往往劳教决定书也是事后补齐，甚至未加盖公章。在上访人员的解除劳教出院书上，绝大多数也没有编号。
湖北女子梅秋玉“入院”的心情和别人有异。因早年婚姻破裂，梅秋玉远赴东北，却遭遇强制引产。2008年1月底，因为上访中小孩高烧无人理会，梅秋玉在国家信访局门口爬上一棵大树，随即被带回大连刑拘。5月15日，梅秋玉从大连看守所上着背铐，由四人押送到马三家。“别人到马三家都是哆嗦，我是噌一下跑进去了。”这是因为，在看守所里备受折磨的她，看到这里漂亮干净的楼房、大院里矗立的雷锋像，以及马三家镇路口国徽下“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的招牌，“以为进了那个大门我逃了一条活路”。梅秋玉说。
但闪闪发光的大铁门后面的经历，并不符合她的想象。
进门第一步是搜身。下岗女工李平被“四个吸毒的按地上，把头发先铰了。脱光衣服检查有没有凶器。简直蒙了，没见过这阵势”。李平不服，提出自己没有在劳教决定书上签字。“管教说，你进来就是罪犯，别管你是谁，公安局送来你就是罪犯，至于什么手续和我们没关系。”
大连人郝威以前是做美术的，由于一套未能按期交付的房产，她从雕塑家变成了劳教人员。入院之初，她保留着写诗的习惯，很快纸笔和书本被没收了。她意识到这里需要的是服从和恐惧。“第一次看他们全副武装带上警棍的时候，我眼泪都下来了。身上背着警棍、报警器、手铐，我就想你是人民警察吗？这些女人犯了多大的错啊？”
“劳教的对象变了。过去送来的真是狠角色，现在是弱势群体、上访的和搞传销的大学生，看上去可怜，有工作的弄成没工作了，有前途的在染缸里毁了，背上了不名誉的前科。”肖溪说。
劳教所的楼房是2000年新建的，看上去宽敞明亮。宿舍是架子床，每舍20人左右，比之以往的小平房、稻草土炕、烧苞米杆取暖，硬件大为改善。但宿舍里叠得方方正正的被褥，用于外界检查参观，晚上并不能打开来睡觉，被劳教人员们称作“假象被”。真正盖的被褥每天早上打包放在仓库，晚上取来。
肖溪介绍，劳教所供暖经费不足，冬天暖气不热。规定一个月洗一次澡，但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只有夏天能提供热水浴，其他时间用冷水擦身，女学员大都患上了痛经。直到最近才给了女学员擦洗用的热水。
更成问题的是伙食和医疗。
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司法部条令规定，劳教人员的伙食和医疗由国家承担，劳动教养人员的口粮、副食品按照当地国营企业同工种定量标准供应。近年实行了经费人头包干制，要求劳教人员生活不得低于当地最低水准，辽宁省是每个劳教人员每月伙食费160元，这笔钱并不足以吃上过得去的伙食。
主食是两顿窝头一顿米饭，有一阶段有混合面的馒头。菜就是煮白菜萝卜。中午的米饭总是煮得不熟，剩下来掺上水，做第二天早上的稀饭，往往都没有煮热，窝头也发凉。只有晚上的窝窝头和菜汤是热的，被称为“救命的一顿”。梅秋玉说，伙食牌子上写的标准是有荤腥，“实际什么也没有”，只有过年吃一顿小饺子，星期天有很小一片咸鱼。上访人员梅秋玉、陆秀娟、赵敏等人被编入“特管队”期间，伙食更差，九个人只有一小盆大头菜，主食只有窝头。由于维生素和盐分严重缺乏，几个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灰指甲，向管教队长申请买咸菜，也没获允许。
2013年初，王振在探望妻子刘玉玲时得知，在订单空档期，她们的伙食减为一天两顿。
劳教人员家属送的钱由所里统一管理，每个劳教人员有一个户头，凭卡支取购买零食日用品。劳教所里开有小卖部，价格奇贵，一块劣质肥皂卖到5块钱，一个鸡蛋两块钱。近来在司法部一再严令下，在大楼底层开办了明码标价的平价商店，但据劳教人员说是摆货应付检查，真正卖货是在另外的小卖部，仍旧是价格奇贵。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的解释是，“这好比飞机场，顾客是特定的，东西的价格总要贵一些”。由于劳动量大，油水薄，明知价格贵，不少劳教人员也不得不购买补充营养，家中无人送钱的就只能硬熬了。
亲情餐也是高消费的一种。劳教条例规定，家人探望可以在食堂与劳教人员一同吃饭。相比起正规的接见，这种方式限制较少，因此家属和律师会见往往采取此种做法。但亲情餐的价格，却量少质次价高。贾凤芹回忆，每次丈夫和女儿探望她，点两三个菜就要花100多元。
看病是劳教人员的大宗支出。按照国务院规定，劳教人员的医药费由劳教院全部负担，但实际上，马三家劳教所里都是学员自己付费。陆秀娟保留的卫生所和劳教院医院药费单据显示，从100元一次的B超到2元钱的西药费，都要当场支付，还要收取10元一次的注射费等。此外，还有一张2008年11月26日由管教队长陈秋梅草拟、陆秀娟签字的“一大队三分队陆秀娟欠药费”的欠条。在陆秀娟的劳教日记中，只有一次她从值班的一位周队长处得到了几片祛痛片。
卫生所和劳教院附属医院的设施简陋，碰到需要动手术或转院治疗的严重病情，劳教人员的负担更为沉重。马三家劳教院原副院长彭代铭介绍，遇到劳教人员重病，一般是办个院外就医，自己回家治了事。
这对于劳教人员已是一种幸运。李平入院之前是三级肢残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需要终身服药维持。由于在劳教所里没有条件就医，阻断了治疗，解教时她的残疾程度变成了二级，无法伸直肩背走路。刘玉玲2013年1月从劳教所带出的求救信中，提及了一个患有子宫肌瘤的劳教人员陈丽，肌瘤直径由入院时的4厘米增长到10厘米，仍旧未能院外就医。
劳教条例规定孕妇不得劳教。刘玉玲自2012年8月进所之后，一直反映自己怀有身孕，腹部增大。在家人接见时拍的照片上，解开裤带的刘玉玲大腹便便。刘玉玲三次到马三家劳教院医院接受B超检查，皆被诊断为未怀孕。但刘玉玲自述婴儿胎动明显，日益接近预产期，强烈要求转院检查，却一直未得允许，至今仍在劳教院羁押，上车间劳动和起居都要两个同伴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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