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材料”
[“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杭州警方“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羊城晚报：为什么当年你们会作有罪供述？
张高平：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我在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如果有这个想法，我都认罪伏法！
在杭州西湖刑警大队我苦头吃尽：他们让我站了7天7夜，让我蹲马步，不让我吃饭，我实在受不了赖在地上，他们就抓我的头发，我还是起不来，他们就提着我的手铐不停抖，我被抖到骨头都酥了才勉强站起；用拖把棍按我的脚，按到我骨头受不了不停地叫，我一叫，他们就笑，像看猴子一样；又把我按到地上，脚朝天，把我嘴巴封住，矿泉水灌到鼻子里去；打巴掌，跪皮鞋底那些都是小事……现在手臂上还有被他们用烟头烫的疤。
更可恶的是牢头狱霸。在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我一进去牢头就打我，嫌我破坏了他吃饭的心情，还给我立规矩，说“老大”上厕所，我要面壁跪下，每天早上还让我朝东南方向拜菩萨。牢头还说，“你态度好点，我写好你抄”。他写好之后，我拒绝抄，他就打我到半死，还说晚上打完50只蚊子才能睡觉，哪里去找50只蚊子？！每次提审回来，都得向牢头汇报，否则就打我。认罪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那天（3月20日）我在法庭上说：“杭州市公安局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张辉：我当时刚进号子，看见袁连芳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不是好人。袁连芳是“老大”，一开始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说我没有杀人，他听了就让另外两个人打我，让我好好说，每次被打完，他就跟我重新说一遍案子的“经过”，“细节”比我还清楚，还画了图纸，他很能说，也很能写。每次提审回来，他都知道我说了什么，质问我是不是翻供了，只要我一翻供他就叫手下两个人把我拉到厕所里打，打下身。那种痛苦非常惨，我都讲不出来。要不是他，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苦。
我们恨牢头狱霸，也恨指使牢头狱霸的人，牢头狱霸没有这个权力，肯定是办案人员指使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牢头狱霸全知道，肯定是办案人员跟他说的，他们串通一气，我绝对不能容忍，太过分了。
错案追责难在哪里？
公安及司法体系内的“自我纠错”现状使得办错案的“成本”很低
张氏叔侄冤案引发的广泛关注中，有一种声音十分突出――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中，预防错案发生的机制十分羸弱，事后“自我纠错”又基本局限在体系内部，缺乏独立调查力量的制衡。这让当事人对相关责任人或部门的追究，显得困难重重。
错案受害人应参与倒查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葛洪义：
错案受害人应参与倒查
羊城晚报：张辉、张高平错案如今昭雪，对相关国家机关、司法部门应不应该追溯责任？
葛洪义：造成冤假错案当然要追究责任。但除了申请国家赔偿以外，能追究责任的部门基本还是在体制里面，比如以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来查，如果出现问题再移交司法机关，个人是无法做这个事的。
羊城晚报：即“自查自纠”？
葛洪义：基本上可以这么说。目前是所在单位以及其上级单位和纪检部门先行介入查处，如果属于行政责任，就追究行政责任；如果属于法律责任，再移送司法机关进行法律追究。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个错案反映出：
第一，必须落实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国外司法是独立的，所以这类错案几乎不存在。比如说警察抓错人了，检察官是不会批的，即使检察院起诉，法院也不会判，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是独立的。但在我国，公、检、法一般是协调办案，一旦出现错误，就很难追究。所以我们希望保持司法独立，各个司法机关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各自承担责任，哪个环节出了错，就哪个环节承担后果。
第二，司法体制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司法人员一定要贯彻责任制，避免责任不明确，内部一定要职责职权一致。现在我们经常是集体决定，责任不明确，出了事就找不到责任人，追究不了，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最终往往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由财政用纳税人的钱安抚当事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第三，应该赋予受害人一定的追诉权。古代有“诬告反坐”，比如某人诬告别人冤判5年，自己也要去坐5年牢，这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受害人应该有权利参与追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权启动相关的程序。
“命案必破”不能模糊责任
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蔡险峰：
“命案必破”不能模糊责任
羊城晚报：在本案中，为什么司法机关会在证据如此牵强的情况下定案判决？
蔡险峰：“5・18奸杀案”是命案，“命案必破”是公安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这个硬性要求既是破案的动力，也是压力，甚至导致办错案。
很多命案发生后，对公安机关的要求都是层层加码的军令状，上级要3个月破案，到了中层可能只剩下2个月时间，到了基层甚至只有10天的破案期，给办案人员的压力太大。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和手段还不是很先进，要快速破案，很大程度上要靠民警排查、走访，圈定嫌疑人进行讯问，也就是说通过口供破案。
刑事技术跟不上，法律对刑讯逼供的制约不够，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不够，上级部门对破案的期待，有时候还有舆论压力，受害者家属的情绪……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公安机关就可能会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办案。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口供，有真有假。但为了尽快破案，圈定嫌疑人后，有时候包括检察院、法院甚至律师在明知证据体系不够完善时，也想把案件尽快了结。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冤假错案中的司法漏洞？
蔡险峰：很多案子都是在当地“挂牌”的，重大案件还会成立专案组，党委、政府也会给司法部门施加压力。专案组本应只负责侦查，但有些专案组被赋予很大权力，检察院、法院的制约力会被压制，很难跟专案组抗衡。这样的话，整个司法过程就被扭曲了。他们甚至还会限制律师的权利，或者威胁当事人把比较强硬的律师换掉。
羊城晚报：为什么错案昭雪之后，对办案机构的追究却多数不了了之？
蔡险峰：一是大家不愿意查清楚，基本上都是上级查下级，本级查本级，大家都是同一个系统的，牵扯的人又多；没有独立的调查机构参与，能够为当事人平反，进行一些国家赔偿已经很不错。对于办案人员来所，目前办错案的“成本”并不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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