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王桂芝第二次回老家，她要离婚。
“桂芝说一不二，一定要回去离婚。”于振才以为妻子嫌他没本事，这个家要散伙。
未料，领到离婚证后，王桂芝像归置结婚证一样，把离婚证收好，“振才，你看着，虽说离了婚，咱俩还在一起过，我绝不出去找别的家，你好好干。”
后来于振才才明白桂芝的良苦用心：三四十万的债，借的有亲戚朋友的，有老乡的，还有跟他一起从老家出来的工人的工资，她怕有人上门逼债，她怕两个孩子听见吼声、骂声，和那些冷冷的眼神。
经常有人打来电话要账，王桂芝苦苦哀求，“你们放心，我们家于子是老实人，有了钱肯定给你们。”
背负重债，于振才的工程仍不见起色，不是工钱难要，就是工程层层转包、多方克扣，存折早已归零。
为给儿子凑学费，王桂芝第一次向大姐借了6000元钱。
一天，于振才在工地上被工人们团团围住，由于转包方拖欠工程款，他发不起工资了。
王桂芝冲破人群，放声大哭，“你们不能这样对振才，他这么老实，不能这么欺负他。”
王桂芝常常念起于振才被团团围住这一幕，她忘不了。
这个家，除了儿女，似乎看不到任何突围的希望。
偏执
她唯一得以慰藉的，就是这双儿女。
女儿刚上初一，小升初时，考了镇上的前十名，现在还当了班长。儿子也顺利进入当地的村小学读二年级。
每当在学校家长会上，儿女被老师表扬的时候，王桂芝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振才，老师又表扬咱们孩子了。”
她仍然有希望。
她常跟于振才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孩子在北京高考。去年北京市开两会，解决异地高考提议的呼声高涨，她对女儿说，“秋玉，看样子过不了几年异地高考就会放开。”
也是在这个时候，于振才发现，“妻子越来越偏执和多疑。”
他常听王桂芝说，邻居又在咬耳朵，看到她走过去却又收口，“他们是在议论我们家吧。”
今年10月的一天，秋玉放学回家后说，班级里丢东西了。于振才说，妻子又疑心了，她觉得有人冤枉自己的女儿偷东西。
本是随口的谈资，却成了爆炸的引线。
遗书
11月1日，于振才在工地忙，没回家。
2日下午5点30分，儿子学校的老师突然打通他的电话，“孩子都放学1小时了，他妈妈怎么还没来接。”
于振才打家里座机，没人接，桂芝的手机亦然。
近6点，王桂芝的手机里出声音了，是女儿的哭喊声，“爸你快回来，妈妈倒在床上不能动了。”
放学回家的女儿拍门无人应答，和房东翻墙进入小院，发现妈妈趴在床上，满脸乌青，口吐白沫。
于振才赶到昌平中医院时，妻子身体已经僵硬。
警察在租住屋厕所里发现一瓶敌敌畏，那是爱干净的王桂芝夏天杀虫用的，之前一直摆在窗台，还有大半瓶，而今瓶口拧开，瓶内空空。
卧室里，王桂芝留下了遗书，三页纸，“为什么要冤枉我一双成绩优异的儿女，他们没有偷东西，我要用死来证明儿女的清白。”
她还嘱托丈夫要照顾好儿女，让他们留在北京，上大学，并嘱托秋玉要照顾好弟弟。
于振才坚持认为妻子睡了，只是不愿醒来。
他也没能兑现前妻的遗愿，把儿女送回乡读书了。
他没法一边打拼，一边照顾儿女，没办法。
【后记】此事件发生后不久，于振才和王桂芝多年前的雇主、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杨博喻听说此事，在微博上呼吁社会关爱农民工。杨博喻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朋友，准备发起“关注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倡议和课题研究。
活动旨在关注在京农民工生活，走进他们的内心，在社会快速变迁和转型的时代，记录这个少人关注的弱势群体的现状。
寄语
希望我的两个孩子不会受太大的影响，也希望天下所有父母都能够珍惜自己的孩子，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走极端，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坎坷的。
――于振才
四妹，希望你在天之灵安息，我们大家和振才会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考上大学，有出息，实现你的梦。
――王桂芝姐姐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永生 实习生 刘溪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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