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里的生活
儿子出事后，王禄成的父亲王福明很伤心。但相比旁人，这位63岁的老农更实际地认为，儿子的冲动之举，早就埋藏在他狭窄的人生之中。
在王福明看来，自他懂事起，村里人就只能在“巴掌大的土地”扑腾。“出门撒泡尿都过了自家地头。”王福明说。
大洲村共有三百来人，人均只能分到9分田。1989年，刚读小学三年级的王禄成辍学回家，到县城工地打零工，一个月挣100块钱，最多时每天要砌三千多块砖。
1999年，砌了10年砖的他开始偷窃。王禄成喜欢偷音响和电视，一是因为容易偷，一是“因为它们有声音，也有颜色，比我好”。当年，王禄成被捕入狱，服刑一年；2000年，他再次被捕，判刑10年。
监狱里，王禄成却意外收获了“另一种平静”。繁重而规模化的劳动，让他“感到安定”；每天收看新闻以及阅读法制报刊，则让他“从心底产生了对国家和法律的敬畏”。2006年，因为“表现好”，王禄成被提前释放。他30岁了，想要重新生活。
王禄成努力干活，并试图重新融入人群。村里有红白喜事，或是盖房子，他总去帮忙，不要工钱，给一包烟就行。
打工20年后，王禄成终于拿到每月一千多的工资。不过，已是而立之年的他仍居住在父亲1981年建起的老房中。属于他的十平米小屋里，只有一张竹席铺着的床、一张用于堆放衣物的破旧红椅。
封闭、落后的家园让越来越多的女孩子选择逃离，像王禄成一样的“穷光棍”，村里就有三十多个。王禄成唯一一次最接近幸福的是喜欢上镇里酒吧的一个姑娘，因为她“爱笑，脾气好”。最后姑娘却拒绝了他，原因是他“坐过牢，人也穷”。
王禄成唯一的消遣是看电视。他特别爱看军事节目，这源于在监狱养成的习惯。
昔日的兴隆，如今已是中国旅游名镇，王禄成却发觉自己与大洲村一样，仍旧被遗留在了固化而孤独的过往。
王禄成与当下生活的联系，只是在洗尽一天粉尘后，到酒吧喝7块钱一瓶的海南啤酒，这让他内心淤积的疲惫得以随酒精挥发。他最常光顾的“来一杯”酒吧，是小镇里最廉价的酒吧之一：露天，坐不满50人。他在这里结识了死者符书明。
而符书明，其实与王禄成共享着相似的命运：10年前，正读小学三年级的他选择了辍学。
多年来，符书明同样在困顿中寻出路――2011年，他种下的7000亩槟榔树染病，尽皆死掉。
“爱国也要有文化”
事发前，王禄成原以为将要这样消磨余生，然而今年发生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却让他重新发现潜藏的热血。
王禄成回忆，他每天打完工，回到狭窄的小屋里，打开哥哥送他的20英寸康佳电视，仿佛就与世界有了一些联系，“人再穷，也要关心国家”。
六点的海南直播，七点的新闻联播，十点的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几个月来所有的节目都与钓鱼岛有关，王禄成的心情也随着这个千里之外的小岛而浮沉――事实上，他连钓鱼岛在哪里也不清楚。
2012年夏，王禄成看到香港的保钓船被两艘日本船夹击，他会在屋里大声骂：“太欺负人了！”9月，见到激愤的人群在中国各个城市游行，王禄成则心潮澎湃：“万宁怎么没有爱国青年上街？”他甚至为砸车的行为叫好。
偶尔，他也对父亲说，羡慕那些能上街游行、登船保钓的“城里人”。
王福明注意到，以往沉默而木讷的儿子，一旦看着电视，“就像换了个人”，时不时会高声大喊，或是低声咒骂：“打仗我也去！”
同样，这场热潮也让符书明深受感染，他再一次对母亲提起了未圆的当兵梦想，黄春连则笑着用儿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理由劝阻了他：“爱国还是要有文化。”
最终，这两位年轻人在同一个晚上走进“来一杯”酒吧。几个月来所累积的热情与愤怒，让分歧变成了争吵，进而愤怒地砸碎了酒瓶，并刺进一方的身体。
2012年10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万宁市看守所见到王禄成，他开始怀念这个好友，他重重地敲着额头，忏悔着：“为什么要争、要吵、要打，最后弄成你死我活……”
杀人之后，王禄成也曾想过逃出省外，隐姓埋名。但他还是决定放弃：“我始终是国家的人。”
有一天，一个狱警知道了他的事，奇怪地问他：“对钓鱼岛，你那么紧张干嘛？”
这一次，王禄成不再争辩，就这样沉默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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