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黑市
不过，老张属于富人阶层，他500万元生个儿子的经历不足为代表，陈律师介绍，“大众化”的代孕收费，一般在30万元至50万元，如果是简单的代孕10多万元就可以解决，如果是请农村学历不高的女性代孕，甚至用不了10万元。他告诉本刊记者，中介都是通过网上召集、口口相传等方式寻找代孕女性，应征者不乏“小姐”，但购买代孕服务的男方并不知情。
除了代孕，中国国内目前还逐渐发展出所谓的“自助捐精”地下黑市，其实就是非法买卖精子。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受观念等因素制约，正规精子库的捐精者并不踊跃，捐精者以大学生为主，因而导致各地精子库普遍告急。同时，如果通过正规的精子库取得精子施行辅助生殖手术，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且手续过程繁琐，价格也高。因此，一些有需求的夫妻开始走地下精子买卖的途径。
记者在网上发现200多个“自助捐精”群，且多以地区划分，提供精子的男性会公布自己的血型、身高、学历等背景资料。“自助捐精”的收费较低，“营养费”不过区区数千元，一些女性出于社会舆论压力，还会要求提供精子的男方血型与丈夫相同，甚至要求长相与丈夫近似。
陈律师介绍，“自助捐精”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同居自然受孕，一种是在女方排卵期开个房间，男方通过自慰取精，女方则用注射器将精液推进自己体内。“但这样做存在巨大的风险，一些提供精子的男人真实目的其实是想占女方便宜，即便通过注射器方式受孕也容易染病，交易前，尽管会对男方进行体检，但这并不可靠。”
美国也同样存在地下精子买卖以及通过自然方式“捐精”的情况，但以陈律师的观察，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中国主流还是找人代孕，“自助捐精”只是小众，“中国男人的观念没那么开放，一般还是不太容易接受老婆找别人的精子怀孕”。
他提醒求子的女性不要冒险，因为不可控因素很多，除了染病，还会发生性侵以及敲诈勒索。
求子乱象
“富人找代孕，中产阶层不愿意领养残疾儿童，农村的穷人购买儿童。”陈律师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求子乱象。
对富人而言，解决生育需求，可以通过代孕渠道，但对普通人而言，也就只有通过收养渠道了。收养没有市场操作，只有通过亲朋好友转送、福利院领养等途径，但中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几个条件，比如无子女、有抚养和教育被领养人的能力、没有患有不宜收养的疾病，以及年满30周岁，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婴，年纪相差必须40岁以上。
陈律师认为，这样的收养条件过于苛刻，让有领养需求的人望而却步，但影响中国人收养的最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观念上。由于信仰差别，中国家庭领养孤儿大多怀有功利心，喜欢挑选健康儿童，甚至有些人对孩子的长相、智商都有很高的要求，对残疾儿童则鲜有问津，也正因此，中国不少残疾儿童最终不得不交由外国家庭领养。
对农村不孕不育家庭而言，代孕与领养这两条路径都不切实际，只得求助于人口买卖，因而又助推了另一个犯罪问题：拐卖儿童。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打拐的力度，一批被拐卖至农村地区的儿童得以解救。但解救只是迈开了解决问题的一小步，以深圳儿童福利院为例，近年来解救出来却找不到亲生父母的8名被拐儿童长期寄养在福利院，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他们不符合被领养条件，又不得送回养父母身边继续抚养。
对被拐儿童、被拐儿童的家庭乃至于曾经购买收养被拐儿童的养父母家庭而言，这都是一个人伦的悲剧。尤其对被拐儿童，他们已经与养父母建立了感情，解救后如果无法给他们提供一个正常的家庭，无异于第二次被拐。陈律师认为，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应该让有领养需求的家庭领养这些儿童，或者暂时寄养养父母家中，待亲生父母找到再送还。
但这样做同样存在争议，因为恐会变相纵容了买卖人口的行为。法律规定，对收养被拐儿童的家庭，只要没有虐待以及阻挠解救的行为一般不予惩处，其目的也正是防止收养家庭藏匿儿童，不配合解救。“当然，人们也在质疑，这样做，打击力度不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拐卖问题。”
对代孕、非法买卖精子这样的行为，法律上还是空白，“它不属于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我认为可以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如果在医疗机构构筑一道堤坝，非法代孕将无法实现。”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此，医疗机构为非法牟利铤而走险，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一些机构甚至想方设法抢夺不孕不育或者非法生育市场的蛋糕。
“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无论是代孕还是非法买卖精子、卵子甚至买卖儿童，我相信这些家庭在做这些动作之前都曾求助过医院。”陈律师解释，不孕不育是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过度医疗甚至打着治疗不孕不育旗号诈骗大行其道。“不孕不育的医疗黑幕太多，即便产生纠纷也会当做医疗纠纷处理，除非，哪一天你暗访，医院承认就是想骗钱，那才构成诈骗。”
“现在的人啊，有了钱，什么都敢干，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干！”他感叹。
生育危机可以求助技术手段，道德危机向谁呼救？
代孕：世界考题
不管是非法还是合法，代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充满争议的“行当”。保守者眼中，生育事关情感、血脉、家族；但面对生育困难的家庭，代孕又瞬间变成一种“慈善”。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代孕都是一道难解的题。
撰稿｜乐 悠 冯秀民 龙 怡
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将代孕视为合法，在那些代孕还属于非法的国家，代孕的需求同样一直在增加，地下的代孕交易日渐繁荣。
生育后代是人的本能需要，对于存在生育困难的人群来说，代孕服务合情合理。但是，对于提供代孕服务的一方来说，情感的煎熬和生理的损耗，同样是人性中不能承受之重。
代孕必定是一项充满争议的产业。
婴儿工厂
印度，世界上代孕产业最为兴盛的国家之一，街头就能看见代孕机构的广告。一对美国夫妇如果到印度寻求代孕服务，他们花的钱只有在美国本地找代孕的四分之一。“出租肚皮”的代孕妈妈，大多是贫困妇女，代孕被看作摆脱经济压力和为家庭做出贡献的方式。
在一则美国电视台的新闻画面中，代孕妈妈们神色平淡，似乎代孕只是一项与按摩差不多的服务行业。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一部关于印度代孕产业的纪录片描述，代孕妈妈通过剖宫产诞下孩子后，孩子被立即抱走，不让代孕妈妈看一眼。按照代孕机构的说法，这样做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代孕妈妈对孩子产生感情，减少对代孕妈妈的伤害。不过，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能理解，让母亲对孕育的生命毫无牵挂，几乎是不可能的。
生育是一件裹挟着情感的事，代孕这项产业背后，必定充满着代孕妈妈的情感纠结和社会的伦理争议。
“代孕”在印度成为话题，大约是在1996年。来自旁遮普邦的尼玛拉・德维为了赚钱给残疾的丈夫进行治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称愿意“出租子宫”，引发社会热议，“代孕”也由此为人熟知。
2002年起，商业代孕在印度成为合法行为――与法国、瑞士、德国等明令禁止代孕行为的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印度的法律绿灯催生了一个新兴产业――越来越多的印度年轻人加入这一行业来赚钱，医院刊登广告招募代孕者；而西方、东亚国家的大量不孕夫妇也为价格优势所吸引，前来圆求子梦，发展到近几年，以代孕为目的的旅游产业越发红火起来。
印度德里北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有一幢大厦，其外墙贴满母亲用心照顾婴儿的宣传照片，那里就是代孕安排公司怀扎斯的大本营。怀扎斯是印度首家代孕安排公司，提供一站式“婴儿工厂”服务，客人主要是富裕家庭，多来自西方国家。去年有两千名代孕婴儿在印度诞生，英国成为代孕服务的主要客源地（占总客源的一半）。
目前印度有100家以上的代孕机构，它们大多数都位于孟买、新德里以及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代孕机构长期招聘当地年轻女性为外国人代孕生子。
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的阿南德原是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普通小镇，那里的人世代以种庄稼和养奶牛为生。如今它却成了IT城市班加罗尔那样的“外包中心”，只不过“外包”的是年轻母亲们的肚皮。
阿南德地区已形成了年轻女性为外国夫妇代孕的专门基地。仅在过去1年里，便有18名代孕妈妈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生下别人的孩子，而今年的数量可能还会更多。
很多年轻的代孕母亲承认，她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虽然代孕产业在印度蒸蒸日上，但事实上由于印度民风保守，代孕这种挣钱方式仍与社会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很多代孕妈妈怀孕期间会搬到其他地方居住，或者干脆躲起来，直到孩子出世后才回到家乡。有些已经结婚的妇女冒着被丈夫赶出家门的风险做着代孕的生意。
除了代孕的费用较低，欧美客人热衷印度妈妈代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后者通常都愿意放弃自己对孩子的所有法律权益。
印度官方估计，代孕行业现在每年可以给印度带来大约120亿美元的产值，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地下的非法交易。可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整个代孕市场也面临着失控的风险，比如这些贫穷的代孕妈妈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同时很多客户在付出代孕费用的同时，又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印度一些职能部门也开始着手相关法律草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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