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母亲反悔
此时，罗丹儿子哲哲已在医院等待肝源近5个月。
李威认为，哲哲病情不能再耽误了，如不进行肝移植手术，一岁左右夭折的可能性很大。
情急之下，他甚至想过让B型血的罗丹为O型血的哲哲“捐肝”，直接进行亲体肝移植手术。
“我一听就不同意。”罗丹的丈夫刘祥说，这种跨血型“捐肝”的风险会比同血型的要大，他担心哲哲会有较强排异反应。
陈新国也表示，这样“捐肝”也会增加大笔开支，因为做手术前需要先做一些预处理。
7月中旬，麦麦（化名）一家住进武警总医院，这个不满1岁的孩子也需要换肝治疗。
恰巧麦麦的血型和罗丹一致，麦麦母亲血型与哲哲一致。医生们想到了交换活体肝移植手术，但由于一些个人原因，麦麦家人又反悔了。
随后，通过“胆道闭锁互助QQ群”，哲哲的生命接力棒交到尹春林手上，罗丹也可以救尹春林的儿子团团。
伦理会上激烈争论
虽然担心审批，但救人要紧，器官移植研究所还是决定上伦理委员会。
一名参会人员回忆，9月3日下午的伦理会讨论了3个肝脏移植手术和2例肾脏移植手术申请。尹春林和罗丹“换肝”救子手术被安排在第一个。
按照《条例》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需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组成，其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1/4。李威说，当天7名委员参会。
一位参会人员称，由于委员并非都是外科专家，哲哲、团团的主管医生介绍配型结果、手术禁忌症、适应症等基本情况。
罗丹、尹春林两家的身份证明材料、“不会进行器官交易”保证书等书面资料，也现场经过律师审核。
“是否自愿捐肝？”“是否会做器官交易？”会议主持人向罗丹、尹春林当面提问。一些委员也向主管医生和罗丹、尹春林进行了相关询问。
李威等人的担心还是出现了。据李威转述，一名参会委员起初不想签字同意。这对于实行“一票否决制”的伦理委员会，如有一人不同意，移植手术将无法进行。
同时手术防后悔
李威回忆，这名委员不是不同意，而是有两点担忧。
首先，这样的换肝手术，如果两个孩子成功大家都高兴，万一有一个孩子不成功，“怎么跟人家妈妈交代，人家万一闹事，说我的孩子没成功，得把我的肝收回来。”
其次，一般来说，一天进行一对母子的“换肝”手术是正常。如果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儿子前一天手术成功，第二天她就决定不捐肝了，那怎么办？“现在说得挺好，但都有可能的，你也不能把人家绑到手术台上。”
一名到场伦理委员会委员回忆，提出担忧的这名委员在医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与移植科医生思考角度不同，更担心手术安全问题带来的后果。
随后，器官移植研究所向这名委员强调了救人要紧，并详细阐述了此前交换活体肾移植的案例，最终该委员签字同意。
李威说，9月14日当天交叉同时进行4台手术，也是参考这名委员的意见。
手术总负责人沈中阳教授也在接受媒体群访时坦承，做这种手术压力很大，主要来自感情和伦理。
是否能开创新途径？
2007年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施。
2008年，一例非血缘交换肾移植手术就被广州一家医院伦理委员会叫停，之后引起卫生部门介入调查。
但李威记得，当时一家门户网站曾发起一个调查，参与的7000人中，只有约20人反对手术。
陈新国称，由于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地区都视捐献死者器官为不孝不义之举，而利用死囚器官也涉及伦理问题。这就造成用于移植手术的肝源数量较少，“一般是1个供体有150个人在等。”陈新国说。
据李威介绍，国外文献中曾提到,“非血缘交换肝移植”或可增加10%的肝源，“这个数据是很可观的”。
他认为，此次“换肝”救子手术属于母子之间亲情考虑，不涉及《条例》立法初衷所要禁止的器官交易，在伦理道德上可以接受，“毕竟救人要紧”。
根据卫生部门统计,国内每年约有100万至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能实施手术的仅1.3万例。面对如此大的缺口,此次“换肝”救子手术能否给类似病例一种新的解决途径呢？
北京武警总医院主任医师陈新国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以后像这种父母子女，我想这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的，不存在器官的买卖,交换我想是可以考虑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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