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于”现状
这些年，吉剑辗转各地打工。高中刚毕业最窘迫时，他身上只剩下两块五毛钱。在他买馒头时，有个“穿着体面”男子像看乞丐一样看了吉剑，吉剑忍不住扭头痛哭。8月3日，在吉剑租住的屋内，说到这段经历，他仍几度泣不成声。
他认为，那时的打工生活，毫无尊严，“像狗一样活着”。
这些年，吉剑做过餐馆杂工、当过建筑小工，贴过考研海报，给文化传播公司写过软文；生活上，他睡过公园边的长凳，为吃饭捡过垃圾换钱。
2011年，吉剑来到浙江永康打工，第一份工作是重体力活。吉剑觉得做体力活是对自己“才华”的浪费。
他思考过工厂流程优化：如工人没有积极性、冷气机浪费电、物料浪费等问题。但他自认动手能力差，也不善言辞。于是他把问题和建议打印了整整4页A4纸交给领导。
他的目的很明确，引起老板关注，得到重视，“我要告诉老板，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吉剑的舅舅说，如果吉剑当初好好考，上了大学，可能现在的生活会更好一点。
但吉剑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当初上了大学，可能大学会是我实现数学梦的天堂，也可能是我逃避现实的安乐窝、避难所。”
如今，一些在校生也会给他打电话，谈高考考零分的想法。他给对方的建议是，“要慎重考虑”。
3 就读社会大学
陈圣章24岁，湖南浏阳人，2007年高考4门课都考0分。现在在福建永春县开货车运土方。
现在的陈圣章在福建永春开卡车运土方，八轮拉货大车是亲戚筹钱买的。早晨7点，陈圣章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往复上百趟。
2007年高考时，浏阳三中的陈圣章4门课都考了零分。
当时媒体曾问他，考零分能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吗？他回答：“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使我这么做”，他认为他比不肯改革教育制度的高官有“更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报道他的新闻后面有数万条评论。他被赞扬的评论惹得“热血沸腾”，并坚信自己“如果早生或晚生100年，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跳来跳去的青年
陈圣章作出高考零分的决定，并没有太多的纠结。
因为他“并不向往”大学。他从高二起就厌学，每天躲在书堆后面看报纸，“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大学生逃课、抽烟喝酒、打架的新闻”。他觉得大学生活“太荒唐了”。
当高考前3个月，作为体育特长生的他右脚受伤后，他当下决定文化课全部考零分，以抗议让他心烦的应试教育。
高考第一门语文，他在空白处写下两竖行正楷字――“为了中国的美好明天，教育改革刻不容缓。”之后的几门考试，他会做的题故意写错，不会的题他都空着。
陈圣章4门课考了零分。
毕业后第一年，陈圣章“跳来跳去”，他做了药品推销员、保险公司业务员、公益活动策划者，以及夜总会营销员。
2008年，陈圣章揣着攒下的2万块钱回到了家乡浏阳。他认为自己有策划经验，有钱，可以独当一面策划大型活动了，于是他着手策划“少年强则国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国行活动。
这是他在夜总会宿舍里辗转反侧了很多夜晚想出的方案：活动要在毛泽东故乡启动，要在湖南各大高校做签名活动，还要去北京和名牌高校联谊，以启发大学生们认真学习。
为了引起关注，他决定给总理和教育部长写信。他将这一行为称之为“新版公车上书”，并为这一创意欣喜不已。
但信石沉大海，也没有一家媒体采访他。
社会大学
“打工只是暂时的。”这是陈圣章放弃高考时给自己的规划。打工一年后，他一边策划中国行活动，一边做生意，但先后两笔生意都以亏本告终。在2009年的烟花生意中，他亏了10万元。
那年的大年二十八，三四个没有拿到工资的烟花工人赖在陈家不肯走，扬言说不给钱就找人来闹事。
这年正月，陈圣章几乎哪都没去。他第一次觉得失败如此惨痛，令人如此“没有脸面”。
接下来的2年中，他没有频繁跳槽和策划活动，而是在酒店打工和开车，赚钱还债。
2011年年末，陈圣章还上了最后一笔欠款。他捏一捏口袋，发现还有几百块钱。“爸妈，儿子给你们压岁钱。”陈圣章给父母一人递上两百块钱，这是他第一次给父母压岁钱。
陈圣章的姐姐觉得弟弟几年来，成熟了，不再“那么固执了”，她说，“没考上大学是个遗憾，但能从社会大学学到东西也是好的。”
陈圣章对自己高考零分的行为也不再“豪情万丈”，在经历了这么多失败后，他觉得自己当时想得“太简单”，“一个人的作用很有限，难以改变现状”。
他依旧认为中国教育制度问题很大，他寄希望于一个“铁腕改革家”来改变现状。
陈圣章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自己的计划，他要记者多宣传他的“中国行”。他最近还打算办一些新的项目，包括拿宅基地换工程的项目。（周亦楣 孟祥超 苏晶）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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