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好决意要去治疗，他劝慰妻子：“要如果真能治好呢？如果真能治好，而我们没送娜娜去治，那我要后悔一辈子的啊。”最终，二人东拼西借凑了七八千块钱到了合肥，医院给吴娜娜动了脑部手术。但手术完才几天，借来的钱便用完了，一家三口提前出院。
这一次手术，吴娜娜没好转，除了手脚依旧不灵活以外，讲话越发不利索了。
转眼到2000年，这一年，吴家的小女儿吴艳出生了。万幸的是，吴艳是个身体健康的孩子。
姚传芳平时要照顾两个女儿，家里的农活大多由吴长好一个人干。就在小女儿出生的这一年，吴长好在老家窑厂干活时，不慎被一旁倒下的电线杆砸断了腿，自此落下残疾，家里的日子更艰难了。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吴娜娜也越长越高，吴长好开始有些抱不动这个急速成长的女儿了。一向乐观的吴长好在跟邻居们聊天时，开始抱怨生活的艰难。有时，他会赌气说：“这样养着她拖累人，每次出去抱着，又抱不动，倒不如送到福利院去”。在得知福利院不会接收自己的孩子时，他开始想“扔了算了”。
2004年，老乡介绍吴长好到上海崇明大同砖瓦厂打工。
去上海前，吴长好暗暗下定决心，“把大女儿丢在去上海的火车上”。
最终，吴长好还是一瘸一拐抱着吴娜娜下车了，他终究没忍心。
“其实娜娜已经被我杀掉了”
2004年2月，吴长好一家四口来到了上海崇明，住在一间借来的农宅里。吴娜娜依旧与从前一样，在家由母亲姚传芳照顾，吴长好则借钱买了一辆四轮车，在砖瓦厂打工挣钱养家。
初到上海这个陌生的大都市，吴长好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好转，活儿时有时无。
根据案件笔录，2004年6月中旬的一天，疲惫的吴长好回到家中。因为许久没接到活儿干，心情不好的他与妻子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姚传芳带着小女儿去了上海宝山的姐姐家，同时准备让宝山的姐姐帮吴长好找个更好的工作。
一直习惯了由母亲照顾的吴娜娜见妈妈突然生气离去，便哭闹起来。“她就一直哭、不吃饭，呜呜地就是要找妈妈。”女儿的哭闹使得吴长好心烦意乱，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带她去找妈妈。
因为想赶去宝山的早班车，凌晨4点，冒着雨，吴长好就背着女儿出门了。恶劣的天气，加上几乎一夜未眠，腿脚不便的吴长好背着颇有些沉的女儿走在路上，内心烦躁不安。
沿着马路向南走，走到张家港河草港路大桥，吴长好走累了，放下女儿，坐到桥上休息。他本想好好歇歇再继续赶路，可这时的娜娜依旧在哭闹，“我感到很累心”，笔录中他反复对办案民警说。
看着仍在哭闹的女儿，一个可怕的念头冒出来了。“我养了她11年了，每年都帮她看病，也治不好，我自己也有残疾，还要每天背她。真不如杀了她，我们都轻松。”吴长好就这么一遍遍在心里劝说自己。
他在周围发现了一块磨盘状的大石头，又起身在桥上捡了一根塑料绳子，用绳子把石头绑在娜娜腰上，“一狠心，将娜娜从大桥一侧扔了下去，娜娜当时还在哭，讲话也讲不清。”
孩子被扔下去的那一瞬间，吴长好恢复了理智，“我马上就后悔了，赶紧跑下去想捞她，可水流很急，我不敢下水，就这样，我就眼睁睁看着娜娜沉下去了。”吴娜娜挣扎着彻底沉入河中，湍急的河水一如往常。吴长好边哭边离开，独自去了宝山。
到了宝山，妻子问女儿呢？吴长好不敢说实话，骗妻子说，扔掉了。妻子瞬间大哭，骂他狠心丢掉自己的女儿。
“我没敢告诉她，其实娜娜已经被我杀掉了。我老婆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一直瞒着她，那毕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吴长好对办案民警回忆时一度哽咽。
因为杀了自己的女儿，吴长好感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便急忙卖了自己的四轮车，处理了家当，准备回老家。正要启程之时，有亲戚打来电话，说有警察在老家找他们。
姚传芳以为“丢了孩子违法了”，害怕不已，丢掉大部分家当，便跟着丈夫急急忙忙离开了上海。
逃亡生涯
吴长好不知道的是，离开上海不到一周，他已经是“公安部B级通缉犯”了。
起初，夫妻俩带着4岁的小女儿回到了老家安徽寿县。他们隐藏了身份，与乡亲断绝了联系，辗转于淮南一带偏僻的村镇，东躲西藏，居无定所。
在姚传芳的记忆中，那段日子不堪回首，一边要承受失去女儿的巨大痛苦，一边在警方的追捕中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终于，两人在凤台县一家石头厂找到了一份看起来还比较稳定的工作---砸石头。只是，才待了几个月，石头厂因非法使用爆炸物而被勒令停工。
吴长好夫妇再次“失业”，这一次，他们选择跟着厂里的一位老乡南下福建打工。到了福建，不敢使用身份证的夫妻俩平时帮人晒晒鱼，干些零活以维持生计。幸运的是，两人很快在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一个分拣垃圾的工作。6岁多的小女儿则被送进了附近的农民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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