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2012年1月31日，在蒲城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记者找到了另外一起案件的受害人秦某。
秦某今年已经78岁了。她和老伴一生没有生育过，数十年前，她将一个不到3岁的男娃抱养回家，如今这个养子“已经和我断绝了28年关系了”。
老太太满脸恐惧地回忆起9年前那场灾难：那天晚上我和老伴睡得迷迷瞪瞪的，屋内突然跳出一蒙面男子。我以为这是神仙或妖怪呀。该男子打开屋门后又进来两蒙面人，他们手里拿着刀。
老太太的老伴有老年痴呆。秦老太向警方报警称，3人将其强奸。天快亮了，这些人离去时拿走了她600元现金、一对银镯子和支票。
有村民报警后，“警察过来拍照片，并将床上的床单、被褥、衣物全部拿走咧，还在找脚印”，秦某对此记忆犹新。但是在该案中，却没有警方提取的脚印、指纹和精液。
秦老太有点内疚，“后来听说案子破了，但是好像把人家3个娃给冤了”。
“给我做笔录的警察好像才来的，写一张纸，就撕下揉了重写……我也不认识字，他们也没有给我读，我就在上面按指印”。
不久，秦某的老伴去世了，她就改嫁到邻村一老汉家了。
如今秦老太的家依然很清贫，家中甚至没有一把像样的椅子。记者走出她家大门，她又追出来探头小声追问，“案子破了没有”。
当年办案人员部分已升迁
与两起错案的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状况相反的是，直到现在，当时的办案人员没有受到错案追究，并且仕途一帆风顺。
“韩城市检察院主办和主管案件的人员均未受到影响”，2011年12月底，韩城市检察院一位科长说。2012年1月31日，蒲城县县委书记张建军表示，已经让县委政法牵头，启动了以主要追究公安机关错案的追错机制。到底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张建军说应该是有时效的。对于已经提拔的官员，张认为是媒体没有报道以前都已经提拔过的。
“我没有任政法委书记时已经启动了错案追究，但是很难界定谁的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结果”，蒲城县政法委书记刘万年坦言。
蒲城县公安局局长智建锋认为，“我们公安机关拘留人是没有错的，错了为何判检察院给人家进行国家赔偿，显然有错的是蒲城县检察院”。
蒲城县检察院检察长曹澄鸣说，“2011年8月份我们内部就启动了错案追究，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我们的检察官什么地方有错误”。
在离开蒲城县检察院时，记者注意到一楼大厅墙上挂着检察院的《工作目标》，“无撤案案件发生，无错捕、错诉案件发生”。
“如果蒲城县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没有错的话，就将陕西省高院的赔偿决定书撤销，将3个孩子抓回去投进监狱吧”韩杰的叔叔韩栓无奈地说。
虽然当年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获得国家赔偿，但自始至终，当地的公检部门都不认为自己办了错案。
在渭南市检察院决定无罪释放余家3人时，韩城市公安局拒绝放人，而当时一位办案的公安局刑警中队长在宿舍一边抠脚一边说，“昨晚亢林娜给我托梦，就是余家做的案子”。
而韩城市检察院公诉科一位检察官认为，“肯定就是这些人（余家）杀的人，可惜公安机关办案没有取到证据。就像一堆蔬菜，水平差的厨师没有做好，好厨师也没有办法再做了”。
蒲城县公安局一位领导说，“我感觉就是他们作的案……后来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了”。当年的一位办案民警说，“就像一团面，没有证据怎么也揉不到一起……就靠检察院去审核了”。
对此，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郑升旭认为，一方面蒲城县和韩城市并没有对上述案件进行错案追究，也就意味着，当地公安和检察部门自认为没有错。另一方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这两宗案件下发了国家赔偿决定书，又意味着该案在侦查、公诉机关存在错误。这就形成了一种“吊诡”现象。
陕西法正平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屈建国认为，导致两起冤案的根源在于办案人员的有罪推定和口供至上的错误理念，要防范此类冤案的继续发生，除了要提高政法机关的办案能力、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从办理案件的源头用制度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不久前最高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做出了明确规定。另外，错案追究制度不应只是停留于书面，应将其真真正正的实施起来，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而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徐文新认为，按照《陕西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规定，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决定错误被纠正的即为错案；人民检察院办结的案件中，逮捕决定或批准逮捕决定错误被撤销的即为错案；从以上决定看，上述案件显然是错案。
该条例对错案责任人追究责任也有明确规定。如果公检机关办了错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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