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仁宗认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产前诊断，如果发现了问题，家长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尽快流产或者进行产前治疗。
陈立和王静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据王静回忆，就在分娩的十多天前，他们还在医院进行了产检，结果令人安心，胎儿一切正常。
11月3日凌晨，当陈立焦急地等待在手术室外面时，或许还在为“脑瘫儿”或者“大白痴”的未来纠结。这时，护士走出来，告诉他孩子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这位父亲越发坚定了自己的决定：“小孩我不要了，你们不要抢救了，我只要妻子平安。”
可当这个意愿被带回手术室的时候，生命的奇迹已经发生，不久后，护士抱着孩子走出手术室，转往新生儿病房继续治疗。那一刻，他呆住了，“我只能接受现实”。
相比之下，医生罗军是另一种想法：“如果那会儿把孩子的气管拔掉，等于是我杀了这个孩子。”他还反复强调，国家关于放弃新生儿救治的程序非常严格，陈立的情况并不属于放弃救治一类。
但事实上，大夫们常常遇到类似困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医生章伟芳、方曙曾在论文中提到，一个新生儿在出生20分钟后阿氏评分为2分，医生认为无救治价值，但在家长强烈要求下抢救成功。可是6年过去了，这个孩子仍被严重的后遗症影响。
另外一种情况则截然相反。医务人员认为一些缺陷新生儿在积极救治后可达基本的生活能力，但家属要求放弃治疗。
面对“救还是不救”这样的两难选择，章伟芳、方曙认为，不仅要考虑病人的利益，也要考虑他人、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寻找各种利益的最优结合点，在尊重生命神圣的同时捍卫社会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性。
谁也不能决定一个生命是否应该结束，这个叫做伦理
这些学术名词，在陈立和罗军面前却显得很无力。据媒体报道，罗军7岁的女儿问他：“你为什么欺负别人的爸爸？”他的回答是：“爸爸没有欺负他，爸爸是因为救了一个孩子，然后被别人的爸爸欺负。”
而陈立，过去把这个儿子视为希望。如果不是后来被检查出“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话，这个每天都跑儿科病房的“勤快的父亲”可能还会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
邱仁宗认为罗军的做法没错，但如果当晚情况真的如同陈立所描述的那样，说明“医院和病人间的沟通就出现了缺陷”。
“医生向家属讲解病情时，应该有一套标准程序，而这恰恰是中国很多医院所欠缺的。”邱仁宗说。他认为，当医生向陈立讲解病情时，“白痴”二字无疑过于简单化了，也没有考虑到家属的承受能力。当新生儿情况紧急时，“也不可以随便找个护士通知病情，努力抢救是一方面，如何与病人沟通，把信息传达给家属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在美国，残障也曾是件可怕的事。罗斯福曾经拒绝公开他从脊髓灰质炎康复后并不能走远路的事实。肯尼迪总统也隐瞒了自己的皮肤病和其他疾病。可当时间来到2008年，人们在奥巴马的竞选视频中看了一个两岁的孤独症孩子，这位现任美国总统还曾许诺雇用更多残障人士作为联邦雇员。
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的佩林提到了她最小的儿子――特里格，一个唐氏综合症患者。据说，检测得知自己怀的孩子有唐氏综合症的孕妇中90%都会选择堕胎，但佩林没有这样做。
在一次电视节目上，当她被问及是否有“哪怕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想把孩子打掉”的时候，佩林回答说：“当恐惧袭来，面对未卜的前景，一个女人会觉得堕胎是个轻松把问题解决掉的方法，而不去想想，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带着使命降生的。每个小孩都有各自的命运前程，来到我们的世上可以是美好的。”
但即便在美国，这也并不是人们的共识。中国也是如此。陈立和他的孩子的新闻被热议时，一个北京协和医院的女医生表达了对罗军的支持。但她随即遭到了网友的质问，“如果你生了脑瘫儿，你现在就没那么坦然地说平等了”。
这位女医生随后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的回复：“谁也不能决定一个生命是否应该结束。这个，叫做伦理。”
邱仁宗相信，大自然赋予一个人的运气不好，我们无法怪罪大自然。但是，“自然界带来的坏运气，可以通过社会来获得改变。”公平对待、互助组织、社会保障，这些都有可能让先天残障人士及他们的家人生活得更好。
但眼下，陈立和王静仍旧忐忑不安。就在11月21日上午，他们带着孩子再次来到医院进行“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定”，然后兴奋地得知婴儿的评分“及格了”。可为了最终确诊，接下来，他们仍要带着孩子继续接受多项检查和治疗。
这个年轻的母亲还记得，自己第一眼见到儿子时，他的小手四处抓着，用鼻子使劲地呼吸。“我不相信儿子会‘那样’，他很坚强。”王静说。（文中陈立和王静均为化名）（记者 赵涵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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