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的辛酸生活:再难也不愿给国家添麻烦(组图)

　　16、看到穿军装敬礼的毕云龙，整理材料的杜素珍气呼呼地说：“老头子，等我把你这些上访材料都整理好了，我就要把你送到医院去打点滴。你快点把你身上的军装给我脱下来，这么热的天，意思下就行了，再说了，你打了一辈子的仗到现在不也就是租个每月500块钱的房子住?而且房东昨天也说了，下个月这房子就不租给我们住了，我们还需要重新找房子。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你写的这些上访信，就算领导看了也照样不给你解决。”

　　17、上午10点13分，在杜素珍的急催下，毕云龙才极不情愿地脱下军装下了楼：“老头子，是不是又不高兴了?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都是实话，现在能有几个领导把你这个老红军看在眼里?如果他们真把你看在眼里的话，你房子的问题早就给解决了，你我也不会整天东搬西搬的了。好了，快点到医院去，否则就排不上床位了，等你的病治好了，我就天天让你穿军装好不好?”

　　18、到了医院，杜素珍小声劝说：“老头子，你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这几天饭量也不行了，眼睛和耳朵也不好使了，以后就不要捡路边的破衣服回家了好不好?现在不是抗战时期了，我们不缺衣服穿，不缺饭吃了，你这么大年纪了，要是摔了一跤，估计就起不来了。”

　　19、上午10点24分，躺在病床上的毕云龙等待着医生的到来。谈起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为了拥有一个家而四处奔走的经历，毕云龙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我1929年3月20日出生在河北安平县。由于家里穷，我和哥哥毕清风都没有上过学。我15岁的时候，在亲戚的介绍下，我就和我的爱人结婚了。结婚不到一个月，18岁的哥哥毕清风就参加了八路军，他走的时候一直抱着嫂子和侄子掉眼泪。哥哥还交代我和嫂子，要是他在战场上死了，希望大家不要哭，因为他死得光荣，为了让后人过上好日子而死值得!哥哥还特意嘱咐我，只要我有一口吃的，也一定要让嫂子和侄儿有口吃的。没有想到的是，哥哥参军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听邻村参军的人回来说，我哥参军不到五个月就带头打仗并火速入党，入党后我哥主动要求到最前线打仗，在解放新县的时候他就牺牲了。我哥牺牲后不到一个月，我的侄儿也因为没有吃的生病死了。侄儿死后，嫂子要重新去嫁人，我就哭着劝嫂子不要走，还说我会尽力照顾她。可是尽管我劝了很多次，最终嫂子还是和一个男人走了。嫂子走的时候，我的老婆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粮食都让嫂子带走路上吃了。嫂子嫁人后，前方打仗的部队又死了很多人。看到村里也没有年轻人参军打仗了，我就在1944年1月份报名参加了八路军，那年我16岁。参军走的时候我老婆哭着把我送到村口，临走的时候，我就对老婆说了一句话：如果我死了，就让她找个好人家改嫁，不要守寡单过!来到八路军(华北军区野战军)的队伍，我就一心想给死去的哥哥报仇。当兵第二年，也就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让我和你说我打仗的岁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用‘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这几个字来形容比较贴切。由于我们军械装备和兵员配备不足，就连吃饭问题有时候都解决不了，只能靠土办法打游击战，敌强我跑!敌弱我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靠白天行走一百多里地到达敌站区并利用深夜时分攻打敌人的岗楼，有时候经过一晚上的苦战我们才能拿下敌人的岗楼，有时候拿不下来就只能天亮之前撤走。和我一起的战友每天都会有牺牲的，每次战斗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都要聚在一起相互看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战斗一开始，可能就永远见不到兄弟们了。每场小的战役过后清点人数的时候，最起码都要死几十个人。如果赶上条件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挖个坑把牺牲的战友们埋了，赶上急忙撤走的时候就埋不了了，只能把战友的尸体留在敌人的地盘里。可能是那个时候见惯了生死，我们一起打仗的兄弟也就都不害怕死了。按当时的话说，只要我们能拿动枪杆，就要打仗，死了就可以睡觉了。我和战友们一起从打倒日本侵略者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打了5年的仗，了大约40次左右的战役，不知道走过多少路，我也不知道究竟死了多少好兄弟，甚至很多一起打仗的兄弟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就牺牲在自己的前面了。打期间我当过班长，排长和连长。在我从当班长开始，每逢战斗的时候，我都要求所有的党员必须冲到最前线。我们是共产党员，为了解放国家，为了后人的幸福，死了也值得!死了我们的亲人也光荣!在我参加过的大小的战斗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解放天津的那场战役。那次足足打了7天7夜，我耳朵都被炮弹震聋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参加战斗的战友死伤有几千人。我记得我们侦查连的弟兄们在侦查的时候被敌人发现，死的就剩下几个人，连长就派正在看守电话的我到前方继续侦查，和我一起看守电话的战友主动要求代我上前线去侦查。走的时候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告诉我他姓陈。不到半小时，代我去侦查的陈兄弟就牺牲了，被拖了回来。看着为我牺牲的战友，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一边哭一边大声地喊着他的姓，但是我再也没有把他喊醒!战斗结束后我亲手埋葬了他并发誓：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每年都到天津给陈姓兄弟上坟。打了5年的仗，我老婆冒死到部队看了我两次。打仗第二年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在老家出世了。在战争年月里，我的老婆为了想看我一眼，就多方从前方打仗回老家的战士那里打听我的消息，知道了我的确切地址后，冒着危险自己徒步走了几百里地找到我。我老婆说途中遇到小日本了，和她一起走路的人都被小日本乱枪打死了，她也从悬崖上摔下去了，可能是命大的缘故没被摔死，她就爬了几十里路找到了我。当我看到已经不像人样的老婆，我除了掉眼泪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老婆当时还笑着对我说，她想我了，害怕我牺牲了见不到我了，能在死前见我一面再苦也愿意。1949年全国解放了，我带着满身的枪伤光荣退伍，听从党的安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分配到天津市一商局储运公司做保卫工作。考虑到不能给国家添麻烦，我就托人告诉老家的老婆不要到天津来看我打搅我的工作，尽量给国家减少麻烦，让她带着孩子靠种地自力更生。我还主动要求住在单位仓库里，一是为了国家的财产安全，二是可以给国家减少负担。期间国家也有过一次分房的机会给我，我考虑到老婆孩子都在老家，我一个人就应该把房子让给拖家带口的双职工家庭，给国家减少开支，一直没有要国家的房子。1956年，我们单位新调来的江少舟经理，考虑到我吃住在仓库这么多年，就让我搬到平区滨江道16号北仓招待所二楼一间15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和本单位另两位同事一起居住。后来一位老同志离休后回老家去了，另一个年轻人也结婚分了一套房子，这间宿舍就剩下我一个人居住了。1989年，由于我身患糖尿病且退休年龄已到，我在天津一商集团商贸物流公司工作了一辈子并享受正团级干部待遇光荣退休，先后当过经济警察、经济警察队长、科长和副经理的职务，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我也舍不得用办公室的电话给老家的老婆孩子打电话。我的老婆和三个子女都在农村务农为生，大儿子由于生病导致半身不遂疯疯傻傻无法正常劳动，老婆和大媳妇多次到天津求我给几个孩子在天津找个工作，老婆还哭着告诉我，这么多年过去了，三个孩子从来没有让我照顾过一次，家里所有的农活也没有让我回去干过一次，疯疯傻傻的大儿子实在没有办法生活了，让我拉大儿子一把，等我们将来死了，也好让他有个生活来源。看到哭哭啼啼的老婆，我就严厉地告诉他们，我是党员，是国家培养的干部，毛泽东的孩子都牺牲在战场上，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为自己谋私利?2000年我们单位又统一分房，考虑到自己年龄大重病在身，我就向单位分房小组写了申请书，写申请书的时候，我还特意说明，不要给国家带来大的负担，我要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就行了。当时分房小组根据我的条件决定给我分万新村小区四楼的一套小房子。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单位的另外一位同事也想给他儿子要房子，可是房子数量不够，他就跑去跟分房小组负责人搞好关系并说我有房了，不需要给我分房了。后来尽管我多次找分房领导解释，让他们实地调查，但是他们就是不调查，非要听我同事的话，结果分房小组又决定把分给我的房退回去分给同事的儿子了。2001年，得知在老家生活的老婆病重，我就急着回老家看望老婆。得知我要回家照顾老婆，当时北仓招待所负责人周连群就找到我并提出他本人要租住我一直居住的房子，还说我什么时候回天津，他就把房子还给我。考虑到我们平时关系都不错，我就答应了他并在他起草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当时因为着急回家，又加上我眼花耳聋，根本没有细看他起草的协议书就签了字，签字后他还当场给了我两万元现金。2002年年初，老婆的病情加重，老婆临走之前对我说，我和她结婚几十年了，我还是第一次陪她这么长的时间。老婆还哭着抱怨说，我们结了婚几十年，在一起的时间睡觉的还没有超过一年!老婆去世后，我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由于老家的房子快要倒塌了，大儿疯疯傻傻的，自身生活也很困难，我就只能重新回到天津生活。回到天津后，我找到北仓招待所负责人周连群要房子住，还想把2001年收的两万元租金退还给他，但周连群说他出钱另外给我租一间房住。无奈中，我只能被他安排到一间每个月200元的出租房居住。由于我行走不方便，经人介绍让在天津打工的杜素珍过来照顾我，并每月从我的退休工资里拿出500块钱给她工资。2003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稍微好点，我就带着杜素珍再次回到老家居住。考虑到我暂时不在天津居住了，我就和周连群说先把他租的房子退掉，等我回来的时候再租，周连群当时就点头同意了。2004年5月26日，因为眼睛患有白内障，我的双眼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杜素珍带着我又返回天津看病。当我找周连群要房子住的时候，周连群却说我原来的房子是卖给他的并拿出当年签的协议书给我看，说我是以两万块钱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他了，以后他也不会再出钱给我租房子了。我当时就傻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工作了一辈子我连存款都没有，更不可能自己拿钱出来买房，无奈中我只好自己每月拿出200元钱在建昌里租了一间房住下。2005年1月份，我以前居住的单身宿舍拆迁了，我就找周连群要拆迁费17万元。他却说拆迁费被他拿去买房了，实在拿不出钱来了，从此他就再也没有露过面。这房子我居住了几十年，是我好心转给周连群住的，并没有卖给他。这房子是单位给我住的!我有单位证明，我有常住户口，周连群连当地户口都没有，为什么房屋拆迁费被他领走了?实在无奈，我就多次写信给老干部局、拆迁办公室、民政局等相关部门领导求助，最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2005年11月份，天津每日新报的记者知道我无力支付白内障手术的情况后写了一篇我的报道并联系上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李筱荣院长帮我实施了手术。2006年，我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单位的同事说一直给我当保姆的杜素珍也是个离婚多年的女人，就让我和杜素珍办个结婚证。他们的意思是我老了，走不动了，花钱请保姆也不可靠。就这样我和比我小23岁的杜素珍结婚了。没有想到的是，我疯疯傻傻的大儿子和媳妇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结婚，他们一来天津就整天打骂杜素珍。多亏杜素珍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她任由媳妇打骂了两年后提出带我到她老家重庆生活，让我离开天津这个是非之地。想到自己为了国家辛劳一辈子，到头来在天津连个窝都没有，我就答应了杜素珍，可以跟随她到重庆生活。2008年年底，在杜素珍的搀扶下，我最后一次来到烈士墓看望了替我牺牲的战友。我原本想跪下来给他们磕三个头算做今生最后的告别，我知道这次离开天津到重庆想再回来的机会很少了，我肯定要死在重庆了，再也不能每年来看望我的战友了，遗憾的是我跪不下来了，只能哭着给我的战友鞠了三个公开。当时我就对着战友们的墓碑说，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是他们用自己的命让我活了下来的，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到老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年轻的时候为了这片土地，我拿着脑袋打仗，真没想到我老了会是这个下场。为了不给国家添负担，，我的老婆和几个孩子都在农村靠种地为生一辈子，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现在的个别领导干部变质了，没有我们以前老干部正直了，个别领导干部整天想着自己的利益，我的房子问题分明不就是领导收了别人的好处费吗?我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六，房东突然说房子不租给我了。想不到别的办法，杜素珍就把我丢在单位领导办公室就走了，结果单位领导领过来几个人，把我抬到门外面并责令杜素珍必须把我领走。没有办法，杜素珍就借来一辆三轮车准备带着我到大街上乞讨。当时我一听就发火了，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给国家脸上摸黑?或许是打过仗的原因，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抗战时期的电视剧，还特别喜欢看亮剑这部电视剧，每次看到战斗的场面，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我真的很想念牺牲的战友们，很多战友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他们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每次我和杜素珍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当官一定要向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干部学习，可是每次我一说，杜素珍就反驳我，说我的思想太过时了，太正直了，要不我在职的时候，稍微利用职务之便，不要说一套小房子，就是二套都不成问题!她还说国家把我给忘了，这么多年漂泊的生活，又有哪个领导过问过?又有哪个领导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看望过我?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就很认真地告诉杜素珍，如果没有新中国，我们也过不上这么好的生活，虽然我老了没有地方住，但比起我们打仗的时候好出太多倍了。吃不饱穿不暖，饿急了，只能靠吃树皮来充饥，前两年打仗的时候我一年到头只穿一身棉衣，下雨衣服淋湿了，只能靠自己身体的体温捂干，以至于后来身上的虱子一抓一大把。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难，但是我和战友们照样拿起枪向前冲!然而现在呢?不缺吃不缺喝，不缺穿，尤其是最近两年，国家还给我全额报销医疗费用，我应该知足了，而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再也看不到我们现在的好生活了。好了，不说这么多了，今天是2010年8月1日建军节，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再过几个建军节!现在我眼睛也要瞎了，耳朵也聋了，糖尿病也晚期了，也快和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见面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这么多年，在我眼睛失明、病重、生活艰难的时候，我都坚持每年去战友的墓碑前祭奠几次，因为我曾发誓过：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每年都到天津给陈姓及其一起打仗牺牲的兄弟们上坟。如果天津有房子住，还是愿意回天津住，毕竟那里有许多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牺牲的战友们，最起码在天津还能够有机会到他们的墓碑上祭奠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身边陪伴他们。前不久病重的时候，我就让杜素珍安排我的后事，如果我死了，房子也就不要要了，也不要再给国家增添麻烦了，我死后的骨灰也不要保留了，如果杜素珍愿意或者方便的话，就请她把我的骨灰带到天津并撒到大海里，这样我就可以在天津和我一起打仗的战友又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