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花甲的检察官徐焕,还是头一次遇见袁宝洪这样“离奇”的盗贼。齐小妹/摄
袁宝洪经常在香河园派出所附近作案,他称喜欢和警察“斗智斗勇”。
不到五年时间,500多起盗窃案。在指认过程中,袁宝洪完全凭记忆交代了这500多起犯罪,不仅能够清楚地说出偷盗的时间、地点、车型、颜色,有时候甚至能交代出机动车所停靠的车位――“京城大盗”袁宝洪
本案导读
7月13日,袁宝洪再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受审他被媒体称为“京城大盗”,是“近年来检方公诉的罪行最为严重、涉及数额最大的北京盗窃犯罪第一人”。
2008年5月27日,41岁的袁宝洪因抢劫和盗窃被海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法院当时认定袁宝洪“抢劫3起,盗窃8起”。上诉期间,袁宝洪突然“悔悟”,交代了公安机关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检方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核实他的供述和指认,一段段只有天知地知他知的案情逐渐浮出水面。
此前,在狱友的记录下,袁宝洪已在看守所里口述了一本3万字的自传,详细追忆了自己前半生的盗窃岁月,更有对其家庭背景和内心世界的剖析。
成人礼在拘留所里完成
26本厚厚的卷宗,不到五年时间,500多起盗窃案。9月8日,公诉人徐焕告诉记者,最初拿到卷宗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袁宝洪有可能在吹牛。
年近花甲的检察官徐焕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盗贼,熟悉他们攀比、炫耀的心理。但无论如何也没人敢将自己的盗窃履历编得这么离奇:不到五年时间,共砸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盗窃车辆500多起,“没有哪个罪犯愿意不顾后果地坦白罪行,除非有立功机会。主动坦承余罪的举动本来就跟盗窃的侥幸心理相悖。”
在指认过程中,袁宝洪完全凭记忆交代了这500多起犯罪,不仅能够清楚地说出偷盗的时间、地点、车型、颜色,有时候甚至能交代出机动车所停靠的车位。在带领警方前往事发地点指认时,即便是当地已因拆迁改头换面,袁宝洪稍加思索,便能准确定位而袁宝洪的这些描述,警方最后又从受害事主的口中得到了印证。
在核对盗窃案件时,袁宝洪很配合,他不但主动坦白余案,还不忘向检察官追述自己盗窃生涯的来龙去脉。
1967年10月出生于北京普通工人家庭的袁宝洪,人生中有21年是在监狱、看守所或劳教农场里度过的1985年,袁宝洪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二年;1988年,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1996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006年12月,袁宝洪再次被刑事拘留,最终因抢劫、盗窃两项罪名被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
徐焕认为强烈的自尊心、叛逆、自暴自弃的性格最终导致袁宝洪走上盗窃不归路。徐焕称,尽管袁宝洪叙述自己盗窃得手后享受暂时的满足,但这些满足无法弥补亲友的离去,父母的遗憾和青春的消逝带给他的痛苦,“他在自传中称自己盗窃作案是为了寻求刺激,实际上那是一种自我麻醉和惩罚,在袁宝洪内心深处其实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我今天怎么走到了这一步了?”
1985年,袁宝洪18岁,因为犯错误被父亲打骂,他负气离家出走。由于没来得及拿家里的钱,身无分文的袁宝洪在北京火车站游荡了一圈,偷了一名女士的拎包,可没跑多远便被闻讯赶来的火车站民警逮个正着。
这个拎包里总共有51块钱外加20多斤粮票,因为这次盗窃,袁宝洪第一次进了拘留所。在朝阳区拘留所被提审时,袁宝洪曾哭得像个泪人,哀求民警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26年后的今天,袁宝洪追忆这个“第一次”时,认为被拘留是生命中躲不掉的劫数,“18岁是一个人成年之旅的开始,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成人礼却在拘留所里完成。”
积极表现只为提前出去
1987年,20岁的袁宝洪被解除劳教,回家后认识了邻居李忠一个问题青年。两个不务正业的青年把盗窃作为不劳而获的手段。
袁宝洪回忆,1987年10月的一天,袁宝洪和李忠在外闲逛,在西城区鼓楼大街的一片平房区内看到一没锁门的门脸房里没人,二人互相递了个眼色,然后闪进屋内翻箱倒柜,盗走两部照相机和200元钱,将相机低价变卖后两人共得了550元钱。接着二人抽烟、喝酒、下馆子、跳迪斯科,尽情挥霍。
1988年春节过后,袁宝洪和李忠在一次盗窃时被人认出。两人撒腿跑远,犹如惊弓之鸟,一直不敢回到住处,商议逃离北京去河南洛阳。
在信阳火车站两人以租车为由将一名三轮车司机骗到偏僻角落,实施了抢劫。正当两人在驻马店准备找旅馆歇息时,被早已潜伏在附近的便衣警察逮个正着。
两天后,北京警方将袁宝洪和李忠押解回北京海淀区看守所。那一年是1988年,距离上次被放出不到一年。袁宝洪因抢劫、盗窃,两罪并罚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随后,袁宝洪被送到北京清河农场劳动改造。
因为在清河农场表现积极,袁宝洪获得减刑9个月,于1993年刑满释放。回家后,他跟一个叫田晓芝(化名)的女人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可婚后不到一年,田晓芝就发现袁宝洪经常偷偷摸摸地出去,盗窃恶习不改。怨恨和隔阂使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1995年,袁宝洪再次因盗窃被逮捕入狱,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这八年的时间内,袁宝洪先后被送往河北省太行监狱和监狱机械厂劳改。
劳改期间,袁宝洪的表现依旧匪夷所思地积极。从服刑的1995年到2001年,袁宝洪共获十次表扬,三次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两次获单项记功,最终被减刑一年零六个月。2002年11月袁宝洪刑满被释放回家。
袁宝洪在其自传中写道:“其实,我对我所获得的表扬和加分根本不屑一顾,因为我从没有以一个犯人的心态去劳动,更谈不上什么改造,我觉得最初司法对我的不公导致我的今天,我之所以积极表现是为了提前出去,就是想让我的母亲少点担心。”
1996年,袁宝洪被送往河北太行监狱服刑后,逐渐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以前母亲都定时到监狱探望自己,这次连母亲也没有来过。袁宝洪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其实他不知道,母亲此时已因为患乳腺癌离开了人世。
出狱的那天,天空很阴沉。据袁宝洪在自传中记叙:“出了监狱的大门,只听到身后铁门缓缓地、沉闷地关上。再也没有年轻时出狱的那种躁动不安甚至欣喜若狂,此时,多了成熟的冷静、从容。”
可是真的踏出监狱大门时,袁宝洪却不知所措了。他向父亲提出要学驾照,希望父亲出钱买个面包车,但被当场拒绝。父亲说,“我得再观察你两年,如果这两年你真的改好了,踏实了,我就给你买。”
几天后,袁宝洪在北京市太阳宫批发市场遛弯时,偶遇一个骑自行车东张西望的小伙子。直觉告诉他,此人是小偷。
果然,这个小伙子在袁的视野内偷了一名中年男子的钱包。袁宝洪尾随小伙子到一片拆迁的民房区,正当小伙子数钱时,袁现了身。随后,两人在推杯换盏中结为盗窃伙伴。这名小伙子叫陆宾,他还引荐了一名外号“大个儿”的男子和一个叫翁健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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