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文革”中离婚
“文革”中，不只是那些煳里煳涂的群众因为阶级问题离婚，就是身居高位、直接参与决策的人，也因为阶级问题考虑离婚，张春桥就是一例。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高高在上的他，也不能“免俗”。
张春桥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时与文静相识。张把文静安排进报社，不久两人就在一起了。文静没有交代其叛变行为，但却很快被组织上掌握。虽经反复审查，但碍着张春桥的面子，文静还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攀升。
“文革”的序幕、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文静也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九大”之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而其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其实张春桥的家庭生活还算融洽，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陪着他抽烟喝酒。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
就这样，张春桥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一场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中，无论你处于什么地位，都难逃厄运。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多年后获释。因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跨国恋――落差下的选择
1979年无疑是个转折之年，改革开放的头一年，人性的回潮来得尤其猛烈。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小说家王朔当时也参加了舞会，但眼前的一切却让他眼花缭乱。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说不出有多压抑。他后来回忆，“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改革开放后，紧闭的国门被打开，时代变了。中国与世界的落差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当时中国和西方经济差距非常大，中国尚处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许多人不理解外国居然有“超级市场”。一些人被西方彻底征服，不少女性嫁给了外国人。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跨国恋情不仅难被社会接受，政府也用有色眼镜看待跨国恋，甚至把跨国恋当成“里通外国”对待。1980年，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孩儿李爽，带着她的作品――三幅木板画，三幅油画参加星星画会在美术馆的第二届“星星美展”，在这里她认识了法国外交官白天祥。由于与白天祥的恋爱关系，李爽广结在野艺术界、诗词界人士。1981年9月9日，李爽被逮捕，并判处二年劳教，审讯三个月，之后被送到北京良乡教养所。白天祥被驱逐出境。
回到法国后，白天祥在法国组织了“李爽事件援救组织”，在法国政界、艺术界和媒体大力活动。法国各大报均不断报导有关李爽事件的文章，并与电视台、电台联合作宣传节目。80年代初哪有什么涉外婚姻，中国政府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最后，还是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向邓小平过问李爽现况，经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李爽才被释放。李爽出狱后去了巴黎，有情人终成眷属。
解释《婚姻法》，解释财产权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人的婚恋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离婚的原因也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1980年的《婚姻法》已经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和2003年分别颁布实施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和司法解释二。
最近七年，中国的离婚率逐年递增，2010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离婚案件116万多件，其中绝大多数跟财产分配有关系。在全国房价不断攀升的今天，房子已经成为夫妇在离婚时争夺的焦点。
过去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如今拜金女说：“没有房子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新的司法解释更多地运用了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处理婚姻和家庭问题，把财产权落实到个人，强调了对于个人财产的保护。正如文章开头《茶花女》的男主人公阿芒，正是有了个人财产的自由，才有了婚姻与爱情的自由。
纵观新中国62年的历史，“文革”前，婚姻问题始终与政治紧密相连，这是一个悲剧。改革开放以来，婚姻问题始终与财产紧密相连，这也许又是一个悲剧。不论如何，任何一部《婚姻法》只能尽量保证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支配的自由，而不能保证给你一个美好的婚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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