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邓玉娇特意换上一件平日喜欢的银灰夹克，让本报记者拍照。这是她恢复自由的一天，也是新的起点。本报记者 占才强 摄
找一份工作，好好地生活。
―――6月16日，邓玉娇在一审判决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在谈到未来打算时这样说
我不是邓玉娇。
―――12月22日，已开始新人生的邓玉娇这样对本报记者说
律师如果从邓玉娇口中得知内情，悄然固定证据，而不是向媒体哭诉求助；网友如果身体力行进行监督，而不是在网络大肆喧哗听风即雨；媒体如果回归到新闻本源，而非以救世主立场出现；政府如果开诚布公、公正透明，而不是围追堵截。
一起简单的刑事命案或许不至于搅动全中国的神经。
把邓玉娇再拎出来是件很残忍的事。在这栋至少有10年楼龄的家属楼，连邻居都不认识她。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这里上上下下的人们，生活平淡而琐碎。平安夜前两天晚上，大概7点左右，她打开房门，灵敏的感应灯照亮了整个楼梯间。
“我不是邓玉娇，”她的脸侧向墙壁，用发髻和手挡着，像受惊吓的小动物一样，畏惧自己的名字。
2009年初夏乃至整个下半年，这个名字以及它所代表的纤弱和刚烈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伴随着网络，在中国大地上，掀起阵阵喧嚣。
最后她默认了，走过两条街道，她聊起新的工作，身边的人对她都好。她现在住在一间没有电视的房间里①，有了工作，换了环境，生活开启了新的一面。连名字也该换了，邓玉娇说，今晚，她去拿新的身份证。
“泛政治事件”
纵观邓玉娇案走向，由一起简单的刑事命案演变成公共事件，从律师、网民到政府；从取证到判决；乃至今日对当事人的种种安排，其政治色彩依旧鲜明。
5月10日，22岁的巴东女孩邓玉娇刺死招商办官员邓贵大后，她的命运随之改变。她不再是特立独行的小镇姑娘，此前开服装店、小吃车的终极理想离她越来越远，她前半生22年的轨迹以及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足可以用命运多舛来形容。②
处在情绪激愤中的邓玉娇直到被送往恩施州优抚医院接受司法精神病鉴定后的第五天，才开始平复③。
这是家属请求的结果。邓玉娇已有三年抑郁、失眠病史，警方也从其包里发现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从而佐证了家属的提议。晚上8点多，从野三关派出所走出来的张树梅，分别给在宜昌做民事代理律师的表兄以及邓玉娇的爷爷―――巴东县法院退休法官邓正兰打了电话，并要求他们马上赶来。在家属们看来，邓玉娇的不幸病情，此时，正是她的救命稻草。④
杀人，自首，现场，证人，病史，环环相扣，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确定。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迅速朝着它应有的方向前进，至少在巴东县时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的杨立勇看来，这是一件情节简单、证据充分的命案。⑤
推动邓玉娇案走向舆论狂潮的，有两件事：一是恩施电视台今晚九点半栏目的报道；二是网友屠夫的介入。前者播出了邓玉娇捆在病床上哭喊“爸爸，他们打我”的画面；后者找来了北京律师夏霖等人。
电视台不加解释的报道，让中国现实社会中积聚的怨恨在网络世界里找到宣泄；5月16日，屠夫敲开了邓正兰的家门，谈话中，屠夫说，“你要靠我们这些人，光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搞不过的”，此话引起邓正兰的警觉，他们第一次交谈不欢而散。两天后，屠夫协同张树梅在恩施机场接到了律师夏霖等人，并签订了一份没有盖章的委托合同⑥。
夏霖律师会见邓玉娇后的哭诉求助，以及由此引发的解聘事件，则使得邓玉娇案件脱离法律轨道，一时间，各怀目的的人们纷纷涌向巴东。
在一江之隔的宜昌，政府拦截了数批身披横幅的网民团体；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每天接到近十个境外电话，其中以法国居多；一些煽动电话甚至直接打到恩施州政法委负责人手机上。巴东县乃至恩施州政府从未如此紧张过。鉴于一年前瓮安事件的教训等原因，政府在紧张时期内关闭了通往巴东的水、陆两条通道，在路上设置关卡，并在全州范围内排查娱乐场所以及宾馆⑦。但在此期间内，还是发生了记者被打事件。
在消息发布方面，以巴东县政法委书记杨立勇接受本报记者访谈为转折点。这位坦言自信公正无偏袒且要办成铁案的负责人，以开放的姿态回应媒体后，传播效果却没有如愿。反而激起了更多骂名，巴东县政府由此关闭了言论渠道，自此，再也没有政府官员敢出来接受采访。
而杨立勇也为“擅自”接受媒体采访付出了代价，之后他被免职，调离巴东。
巴东县封闭状态直到7月中旬庭审之时才有所缓解，在此之前，政府做了两件事：一是说服已经提交诉讼请求的邓贵大家属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二是庭审前几天，进行了一场演练，诉辩双方分别展示了证据材料。庭审当天，法院大院车库里，安排了大量武警，以防意外发生⑧。
对于巴东县法院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正视网络舆情带来的效应。乃至9月份湖北省高院副院长王晨做客人民网谈为何轻判邓玉娇时也认为：本人精神有病，民意有所偏向。
本报记者获悉，庭审前阅卷时，巴东县法院主审法官关在办公室，打开了电脑，把一些写得漂亮的评论打印存档，“并不是评论有多深刻，而是文字比较好。网友中也有专业知识很强的人，但他们不知道真相，所以评论也漫无边际。”
判决结果是：邓玉娇免于刑事处罚。在缓刑和免于刑事处罚两者之间，法官们选择了后者。其理由是：“两种刑罚效果一样，都不用收监，前者需要在缓刑期间内定期汇报状态，如有再犯，则必须收监实刑；后者释放得自由；对于公务员而言，判缓刑是要开除公职，普通人则没什么；此案中，邓玉娇有三个减免情节，一是对方过错在先；二是投案自首；三是精神病史，所以选择了免于刑事处罚。如果只有两个情节，我们会着重考虑判缓刑。”
但在法院系统内部，对于该案程序一说仍有争议，“判决结果相差无几，但程序上，这是自上而下中央政法委定的案子，只不过借主审法官的嘴巴念出来而已，”一名法官认为，此举伤害了“法的精神”。⑦
一纸判决平息了法律意义上的邓玉娇案。但政治风波仍在持续，关于邓玉娇释放后的走向则又起波澜。有公司高薪聘请，也有教授欲录取为研究生；前者动机难辨，后者单纯天真。
当然这也在政府的计划之内，恢复自由身后第二天，邓玉娇被送往恩施州优抚医院接受免费治疗。为了避免外人骚扰，7月初，邓正兰对再次来到巴东的屠夫一行8人谎称，正在武汉医院治病。9月，家属请求出院，政府又为邓玉娇安排了现在的工作。⑥⑨
11月底，中央政法委派人赶赴巴东录制了邓玉娇事件全过程，与瓮安事件并列为四大群体性事件警示片。这起定性为“泛政治事件”的案件，在内部代号为“5・10”案件。
细节的真相
“5・10”事件的政治走向源起律师解聘风波。5月21日下午，律师第一次会见邓玉娇后，对媒体哭诉并求助于网络，声称有证据证明邓玉娇受到过性侵犯；次日，律师又曝出“关键证据遭清洗”；23日，政府在当地媒体通告称：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当日上午，这一消息却被张树梅否认，但到下午，情况急转直下，张树梅又称：确定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其间是政府捏造事实？抑或家属节外生枝？政府和家属以及律师之间发生了什么？至今没有披露。像此前的群体性事件一样，大幕落下，真相细节，反倒模糊不清，没人追究。
12月24日，本报记者再次前往巴东，在与邓正兰的访谈中，为厘清细节补遗。邓正兰说，在聘请律师这个问题上，张树梅起初是交由他定。但后来张自己与律师签订了协议，之后才告知邓正兰。这期间，邓正兰多次要求会见律师，张树梅没有同意。
1982年前，邓正兰是名老师，中国第一次开展严打专项行动后，他被借调到公安局，1984年分在县法院，2002年从巴东县法院立案庭退休。
此前，得知邓玉娇被押回巴东县看守所后，他给看守所打电话询问其身体状况。对方回答情绪在逐渐恢复，并且说，邓玉娇这几天吃饭都由她自己点菜。
5月21日晚上，邓正兰从网上看到律师夏霖振臂高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后，颇有怀疑。
他再次询问张树梅，有关在野三关派出所时的经过。张树梅回答说：警方一直没有给邓玉娇上手铐，即便在送往恩施优抚医院的路上也没有。
邓正兰由此判断两名律师是在作秀，他感觉事情有些变味。5月22日，在县人武部大院，他第一次见到律师夏霖，握手后，只说了一句话，对方被警方叫走。
下午，在人武部大楼会议室，邓正兰提出更换律师。原因是受委托律师未履行好职责，没有对委托人提供实质上的法律帮助，偏离了委托的方向，是在虚构事实，反而会对邓玉娇不利。张树梅不同意，她的观点是，“出了这事，政府当然是要维护政府的形象。”
邓正兰例举说，“这三年，巴东县每年抓获一名贪腐局长，难道也是在维护政府面子？”
张树梅不再说什么，晚上，在邓正兰家，张树梅同意解聘律师。在场的还有巴东县司法局局长以及妇联主席，后者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张树梅当着众人的面，拨打夏霖电话，准备告知，但对方一直关机。当时的情况是，从巴东县人武部出来后，经历了“以为一出拳就可以把案子做实”到“所有的希望全部落空，一下情绪就失控”的夏霖⑩，连夜搬离了宾馆，并关机，而北京增援律师也在路上。
有政府官员建议到县广播电视局录影，保留证据。张树梅和邓正兰允诺，事后说，只作为证据保存，不能公开。临走前，张树梅再次叮嘱，不要发布啊。她说，必须要通知律师后才算数。
当晚，这份录影资料被送到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手中，他向本报记者回忆说，当时认为：一、证据属实；二、舆论关心；三、与案件有关，必须对外发布。当晚，由政府办拟了通稿，发给当地媒体，宣称：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5月23日上午，邓正兰去见张树梅。张树梅在接听了一个电话后气愤地说，说不发布，现在又发布了，政府把她玩弄于股掌当中，她不能跟两个律师解聘，这样会害死邓玉娇，“爷爷，这个事情你不要管，由我和谭支波(张树梅丈夫)担着。”
当即，张树梅打电话给夏霖说，并没有解除关系，一切见面再说。此后，夏霖在宾馆的走廊上来回走动，焦急等待。
如果足够了解形势，这天上午，在平静如常的巴东县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正在进行，参战双方分别是巴东县政府和律师夏霖，而决胜的筹码在于张树梅。
与此同时，5月23日上午，邓正兰向巴东县公安局政委张友刚提出要求见邓玉娇。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尚武、恩施州政法委书记李云开此刻亦坐镇巴东，对方说要请示。十多分钟后，邓正兰的请求获批准，他再次提出能否带上张树梅？经请示后，又被获准。
上午11时左右，邓正兰和张树梅在巴东县看守所见到邓玉娇，同行的两名证人分别为巴东县县委副书记以及县政协副主席。
整个会见过程大约15分钟，邓正兰主要问了几个问题：1.黄德智在水疗室的原话是什么？邓玉娇回答：“黄说，‘给我洗澡’”；2.有没有性侵犯，撕扯衣服？邓玉娇回答：“没有，他来拉我的手被我挣脱开了”；3.休息室是什么样的沙发？邓玉娇回答“单人沙发。”
邓正兰这才相信了5月18日公安局公布的案情，“如果是单人沙发，推坐，这个词是准确的。长沙发或者床，使用‘按倒’一说比较合理。”
邓玉娇说，律师当天上午会见后的笔录给她看了，并签了字。但下午只是念给她听，并没有看到原始笔录。
临走前，邓正兰问，你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否全部属实？并再次叮嘱说：“你已经为减刑创造了条件，但如果你没有如实交代案情，之前的自首是不算数的。”
据同行证人证实，邓正兰走后，邓玉娇哭了，并按响了看守所的警铃，要求见恩施州公安局那个“胖子四眼”警察。
从看守所出来后，张树梅决心已定，她对媒体声称：已经正式跟夏霖律师解除代理关系。
各方角力角色错位
在5・10事件前一年，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邀约300余人在瓮安县城游行，最终导致暴力事件。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将“6・28事件”定性为：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巴东县尚在焦头烂额之时，湖北石首又发生因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邓玉娇，正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瓮安和石首一样，烈女、弱女、侠女还是凶手？千面形象，只在于你相信哪一面。
专家解释大背景时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丛生，积怨成祸。不可否认。但问题是，真相到底如何？还有没有人关心？
“5・10事件”中各方角力大致分为律师、网友、媒体和政府。其中，律师与网友关系甚密，相互配合，并与当时的舆论毫无二致：先入为主认为邓玉娇属于正当防卫，应当无罪释放。
媒体在一旁推波助澜，以恩施州电视台《今晚九点半》节目为例，被误伤的恩施州优抚医院副院长杨永新说，“媒体的本意是激起大家对案件的关注，对邓玉娇的同情，可这样偏颇的画面一播出，煽动了民众情绪的同时，却使医院遭到了误伤。”
而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并不高明。首先是，压制当地媒体报道，调查最先报道案件的本地记者；然后，没有遵守承诺，擅自发布解除与律师的代理关系声明；当最后尘埃落定，为了有所交代，又免掉接受媒体采访的政法委书记杨立勇等人职位。
回溯5・10事件，混乱不堪。其主要原因是各方角色错位。设想一个清明的局面：律师如果从邓玉娇口中得知内情，悄然固定证据，而不是向媒体哭诉求助；网友身体力行进行监督，而不是在网络大肆喧哗听风即雨；媒体如果回归到新闻本源，而非以救世主立场出现；政府如果开诚布公、公正透明，而不是围追堵截。一起简单的刑事命案或许不至于搅动全中国的神经。
邓玉娇最终免于刑事处罚，很难说这是哪方面的胜利。对律师夏霖的争议至今未消；以政治程序介入案件亦损害了“法的精神”。
但正如专家分析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大背景，卷入群体性事件的各方角色，不可避免地产生错位。这是横亘在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如果没有网友、媒体的这番动作，也不会有邓玉娇的今天；如果没有法律的公正，也不会有邓玉娇的今天；如果没有政府的关心，也不会有邓玉娇的今天。”邓正兰说。
不便打扰的人生
邓玉娇的工作安排始于案件审理当中，州领导慰问时，家属聊到邓玉娇自由后首先要治病，其次是今后的生活。听者有心，之后，政府承诺提供适当帮助。
但真要找工作，恩施州政法委还是颇费周折。据消息渠道介绍，9月，最先安排的单位是州电力公司，但被该公司总经理挡回去了，而后才安排到现在的某微波站。
与此前网络报道和评论不同的是，邓玉娇并非公务员序列，没有列入财政编制。核心消息渠道称，邓玉娇的工作由恩施州政法委安排，与单位签订的是无限期合同，其第一年的工资和房租都由巴东县政府承担，之后再由恩施州想办法解决。
邓玉娇工作的微波站位于僻静的楼顶，环境优雅。机房重地，楼道间配有铁门，闲人免入。总站计划明年更新设备，如今，机房只有少数几台老机器，办公室有两台显示屏，用来检测微波信号。
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邓玉娇每天工作便是开关机器。具体业务需等到日后再做培训。但尽管如此，微波站同事仍不放心由她一个人值班，“也叮嘱她慎进机房，里面有300多伏电压，且都是即将淘汰的裸机，怕出事。”
微波站更侧重培养她遵守工作纪律，融入集体，一名同事称，“毕竟此前她的经历比较散漫，需要一个过程。”
这名同事说，“同事年龄几乎都与张树梅相仿，每个人都把她当做自己的子女看待。”邓玉娇刚来时面色苍黄、憔悴，至今仍睡不着觉，需要服用3片安定片才能入睡。同事劝她，过量吃安定片以后会有依赖。
邓玉娇表示，如今正逐渐减少用量，现在减少到1片，甚至半片。
在办公室的外间，一台崭新的跑步机和踩踏车，是单位领导为邓玉娇配备的，“她不怎么吃肉，体质差，失眠的话，靠药物不是办法，只有锻炼身体，改善体质才是治本之道。”
入职前，邓玉娇改了名字，也不再是之前报道所称的“邓清零”。关于“5・10”事件的话题，是同事们不去触碰的禁区。有一次，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女的要杀死一个男的情节，后来终于被男的说服，放下了刀。同事吓坏了，很着急，想换台，遥控机却握在邓玉娇手上。后来听到邓玉娇说，“那还不是因为女的长得漂亮。”同事心石落下，觉得她能这样想就好了。
换了新环境的邓玉娇，时常会被别人认出来，通常在电梯间，她将脸侧向墙内，但时间一久，大家也觉得正常起来。邓玉娇说，离开巴东后再也没见到野三关的朋友，有点想她们。现在因为没有朋友，她也不太愿意出去玩。
回野三关，对于邓玉娇来说，需要足够的勇气。在那里的山坡上，还残留着一些难以抹去的痕迹。邓贵大在读高中的儿子转学了，因为受不了社会压力。他的家人从此对任何聊起此事的人，都充满敌意，那些话题是无形的枷锁。
但生活还在继续，基本上，邓玉娇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早上8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上班累了，闲时她专注于绣十字绣，有助于修身养性。她的作品还没完成，放在办公室的是一个镶花边框的带翅膀的小天使，边框绣好了，接下来，她要绣完一个长翅膀的小天使。
采写：本报记者龙志
注：
①12月22日对邓玉娇的访谈
②对邓玉娇密友杨红艳的访谈
③对恩施州优抚医院副院长的访谈
④对张树梅的访谈
⑤对杨立勇的访谈
⑥12月24日对邓正兰的访谈
⑦对恩施州政法系统干部匿名访谈
⑧对巴东县法院干部匿名访谈
⑨对恩施州电视台领导匿名访谈
⑩《方圆律政》2009年7月，《夏霖：代理邓玉娇案始末》
邓玉娇案37天
◆2009年5月10日晚上8时许
邓玉娇刺死邓贵大。
◆5月12日
《恩施晚报》以《野三关招商办主任丧命娱乐场所》为题进行报道。当日下午，邓玉娇被送往恩施州优抚医院做司法精神病鉴定。
◆5月13日
几家媒体陆续刊发追踪报道，官员索要“特殊服务”一词见诸报端。网络上，强烈的民众情绪正在酝酿当中。
◆5月18日
巴东警方公布案情，将“特殊服务”改为“异性洗浴”，更激起舆论争议，营救烈女子成为网友的广泛呼声。之后数日，各种角色的介入，使得邓玉娇案蒙上了多层色彩，甚至影响到办案和判决的进展。
◆5月27日0时44分
长江巴东网发布消息称，警方决定对邓玉娇变更强制措施，由拘留改为监视居住。
◆5月31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邓玉娇案”已侦查终结，依法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6月16日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玉娇被免于刑事处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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