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同志情侣首公开身份始末 公园是天堂(图)

编者按：四年前，本报刊发《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讲述一对同志恋人20年隐形人生活，压抑、抗争是关键词。今天，我们纪录的是广东首对公开身份的大学生同志情侣，他们的生活显得勇敢而坦率。这中间变化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时代 

周五傍晚。广州火车东站开往体育西路的地铁上，一身T恤仔裤的胖男生正在用手机吵架。在公共场合被动旁听情侣争吵并不是件稀奇事，但这回，整节车厢为之侧目——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我回学校！”“讨厌！讨厌！讨厌！”…… 

焦点四周隐约传来轻声的揣度，“语气这么重，他是在和男生发脾气吧……” 

丁毅完全没理会周围的反应，继续着电话中的争吵，也没返回学校，转了四条地铁线，直奔大学城。 

一小时四十分后，大学城北站。丁毅一下车，等候多时的李俊龙迎面抱住他，按惯常的见面仪式，用肚子顶了顶对方的肚子，两个男生已经言归于好，手牵手走向中山大学，他们的手上，戴着对情侣陶瓷猫手链。 

 

执子之手

作为广东省首对在校园出柜的大学生同性恋人，丁毅和李俊龙想以己为例，树立爱人同志的校园“样板工程”。而即便放诸全国，这样的例子也寥寥无几。 

不过，眼下看来这并不能一步到位。晚上，李俊龙告诉和他挤一张床的丁毅，明天他要参加学校党校培训，可以带“家属”参加小组讨论。 

“你会跟你的入党介绍人和组员说我是你‘家属’吗？” 

“这个……还是说同学吧，毕竟是入党……” 

“难道你和你男朋友拖条狗来吗？” 

周六上午八点，李俊龙照例去上党课培训，按程序，下学期他将转为正式党员。这是远在湖南的父母为他设计的前程——入党，考公务员，结婚。 

从初中开始，李俊龙就清楚，自己至少要在人生最关键的方面让父母失望了。他的性幻想中只有男生。 

李俊龙和丁毅的相遇，和电影《罗拉快跑》般充满机缘巧合。通过网络认识前，两人分别有男朋友，和绝大多数同志一样，一直保持着柜子里的隐秘爱情。李俊龙的前男友是中学同学，上大学后便断了联系，最后一次见面，对方说，恨这种可耻的关系。丁毅的前男友，交往一年后突然失去联系，半年后才打电话告知，自己结婚了。 

整个上午，丁毅呆在李俊龙的宿舍里更新他俩的情侣博客，上面有他们的相片、他们一起做的生日蛋糕照、相互写给对方的情书、他们在宿舍做的晚餐…… 

厨房在宿舍的阳台，一张桌子齐全地摆着电磁炉、锅碗和油盐酱醋，菜是两人一起到校园市场买的。丁毅洗菜、切菜，李俊龙炒菜、洗碗，他还包洗两人的衣服。 

有时，丁毅不让男友洗，李俊龙坚持，“我不想你的手变粗糙。” 

丁毅留心到，男友不介意和他牵手、被他挽着胳膊去上课、上自习，但从不会向同学主动介绍，“这是我男朋友。”李俊龙的解释是，“别人交往了女朋友，会专门声明‘我是异性恋’吗？” 

丁毅并非一开始就那么坦然。高二时，他曾向自己的化学老师表白被拒，旷课逃学、自杀未遂，后被家人强制去看心理医生。医生不知该如何对症下药，只好给他做了一份测试，结果是“中度抑郁”。 

拿结果那天，丁毅在医生桌上发现一张心理疾病列表，上面列有一项：2001年4月20日，同性恋被排除心理疾病之外，“现在已经2005年了啊！”他哭了。 

他拎了医生开的一堆药回家，没吃，半个月后复诊，抑郁症奇迹般康复。次年，他考上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现在的丁毅厌恶把爱情藏在柜子里，“这是对感情的亵渎，”他开始在博客上征友——开朗、真诚，能坦诚面对自己和爱人。 

入校的第一个学期末，身为宿舍长的丁毅召集6名成员开会，“我必须向你们坦白，我是gay，我不想……”他边说边瞟室友脸上的变化。 

“切，早就知道了，还以为什么事呢！”被“挑逗”起来的室友们觉得很失望，这些生于80末的大学生从小就接触过同志漫画、影视剧，“你条条都符合了！”“为什么要问？这是你的私事嘛！” 

还是有人惊诧。室友孟青青说，“自己身边居然也有同志，毕竟，那些漫画、电影都是外国的。”有人还感到失落，“漫画上的同志个个都那么秀美，现实落差有点大……”也有室友认真地为他们的将来忧虑，“以后同学聚会时，我们都带着小孩，难道你和你男朋友拖条狗来吗？” 

大二下学期，一名室友实在忍受不了丁毅经常和男友通话到凌晨，终于在校园BBS上发帖大骂。由于BBS实行实名制，全校人都知道了丁毅的身份，帖子几小时后被顶上当天十大头条，点击量逾万。 

丁毅一气之下在BBS上发起了反攻，“我是gay，我影响你休息我道歉，但你没资格辱骂我和我的身份”，“我是gay我承认，那又怎样？！” 

毫无悬念的，帖子迅猛被顶上十大，紧随室友骂帖之后。旁观者随即另开PK帖，“刘凯VS丁毅，你支持谁？” 

直到斑竹删帖，丁毅获得了95%的支持票。这样的结果还是令他意外。 

第二天，丁毅别别扭扭地去上课，发现大家并没把他当成“校园新星”，只有一个女生凑过来问，“你真的是？”“太可惜了！你不知道有多少女生喜欢你！” 

他们的状态实在太幸运了 

下午，丁毅带李俊龙去大学城社区参加同志社团活动。他曾在那里做义工。李俊龙承认，自己的开朗和坦然很大程度上是受丁毅感染。考取中山大学园林设计系后，他一直单身，与班上同学始终保持距离，还搬到了其他系的宿舍。 

2009年4月1日，他在网上看到丁毅的征友帖，当天，他给丁毅写信。4月24日两人见面。“我们两个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他说。 

丁毅热烈地爱着男友与新生活。他把博客改为情侣博客，带男友去认识他的室友、同学，和大家一起去泡吧、看电影、唱歌，一次在KTV巧遇高中同学，他把头往李俊龙肩上靠，“这是我男友。”对方愣了一会，立即心照不宣地笑了。 

李俊龙不知该怎么提醒丁毅，他们的状态实在太幸运了。前段时间，他的一位大学朋友来电话，这三年，朋友努力让自己喜欢女生、追求女生，但都失败了，“活得很辛苦，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每个人的顾虑和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李俊龙说。但他不打算把这些感悟告诉丁毅，他愿意丁毅一直这么难得的执着下去。 

社团位于大学城附近一幢二层的农民房，6月1日才新张，充满装修的味道。组织者豆豆正和几个义工给参加的同学发放礼品——五盒三只装的安全套、艾滋病检测服务卡及社区的简介。 

虽然大学城是李俊龙的地盘，丁毅显然码头更熟络，他边和熟人打招呼，边介绍，“这是我男朋友。”二楼的房间最后坐满了四十多人，他们从各高校赶来，在这个须经身份验证才可进入的空间里，所有人表现得和平常一样自然与放松。他们很快与周围人聊起天来。实际上，许多人希望能在这样的场合触电。 

下午播放的电影叫《天佑鲍比》，讲述一位笃信基督教的母亲在儿子自杀后才醒悟，并成为支持同志立法的明星。 

鲍比母亲身上有丁毅妈妈叶梅的影子。如今，妈妈叶梅接受采访时，总会叮嘱记者，“呼吁政府为同性恋立法。”而当初儿子突兀地向她坦白时，这个传统的潮汕家庭不敢相信男人可以喜欢男人。丁毅回想那几天，母亲哭了停，停了哭，父亲气得全身发抖，直说，“废了废了……” 

最后还是他出面收拾残局。他一再恳求父母参加在举办的同志亲友会，最终只有叶梅去了，在这个同志家属相聚的母亲节晚会上，多少是同病相怜的情绪舒缓了彼此绝望的情绪，“原来中国有那么多的同志，而且好多也是大学生。” 

今年母亲节，丁毅带李俊龙回家，仍然沉默的父亲做了一桌子菜。饭后，父亲用低沉的声音说，“以后，你们就做一辈子的朋友吧。” 

叶梅则像盘问儿子女友一样询问李俊龙诸如毕业、考研、买房等问题，听到他说今年春节想向父母出柜，叶梅坚决反对，“慢慢来，你不知道那种滋味，就像死过一次……” 

父亲丁友剑主张和老伴离开潮汕，到广州养老，以避家乡的闲言碎语；今后最好还是让儿子结个形式婚姻，奶奶一直在等抱重孙，潮汕人最讲就是孝…… 

社团活动结束后，丁毅陪李俊龙赶去参加党课小组活动，“家属”丁毅一直站在旁边等着。但李俊龙还是紧张了，并没有像前天晚上商量的那样“积极讨论”。 

丁毅希望男友“慢慢来”。他注意到男友在中大朋友很少，“慢慢把心全打开”。

“在别人鄙视你之前，先鄙视他” 

傍晚，丁毅该返回学校了，李俊龙却提出，陪丁毅回学校住几天，再过两个星期，他就要回湖南过暑假，两人的爱情又要进入半隐秘状态。 

丁毅的宿舍氛围现在轻松了许多。那位反对的室友最终因忍受不了男人间的电话粥而搬走。 

在校园出柜后，丁毅发现自己慢慢成了潜伏在学校里隐秘群体的中心，不断有人找到他，表明身份后说，“真羡慕你……” 

几乎每次都让丁毅大吃一惊，一个是他的室友；一个是学生会干部，积极上进而正统，并且有个同班女友；一个住在隔壁宿舍，喜欢炫耀他浪漫的异地恋情……他意识到，这个隐秘的群体庞大得超出所有人想象，却一直潜在水下。 

“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热烈而健康的生活、相爱？”丁毅问男友，“我们出柜了，但我们比他们都活得开心。” 

丁毅的室友丁帆也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同时在班上找了个挂牌女友，每个周末带回家为做公务员的父母煲汤喝。挂牌女友知道他的秘密，乐意帮忙。 

碍于学生会干部的身份，丁帆至今没在学校出柜，但总是努力地为丁毅也算是为自己，拓展空间，当丁毅穿着情侣T恤，带李俊龙去上课，有同学面露惊诧之情时，丁帆便会摆出副气势，“有没搞错？有什么好奇怪的？都什么年代了！” 

这招被室友公认为“绝杀”——在别人鄙视你之前，先鄙视他！ 

在丁毅的鼓动下，另一位室友也小范围出柜了，但他从不带男友回学校，也悄悄劝丁毅别那么高调，“同志不可耻，但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他有着无穷无尽的担心，室友、同班同学、学校、父母的宽容并不代表整个社会都能接受，比如，毕业后要考公务员、要当警察、要做医生，能想象自己每天和男朋友出双入对，凭自己努力工作升科长、处长、院长？ 

“时代是变了，但还没有变到我们能和男朋友到民政局登记结婚的地步！” 

每次，同学善意的提醒都被丁毅迅速岔向下一个话题，他实在有太多事情要考虑了——暑假回来后找工作，万一被问到性取向就坦白交代，如果被对方拒，一辈子都不会再考虑为这家公司服务；等有经济实力了，慢慢把这事告诉奶奶，说服奶奶和男人过一辈子同样会幸福；打算领养一个孩子，告诉他两个爸爸的来历，并尊重他对婚姻的选择；写书，参加各种同志活动，呼吁中国为同性恋立法…… 

那天晚上，他们还和室友商量毕业后的婚礼。 

“中式还是西式的？”室友们来劲了。 

“中式的好了，神父不会为我们祝福的。” 

“神父难道会反对真心相爱的恋人？！”…… 

彼时，丁毅的电脑没关，挂机QQ一个叫“大只李”的好友头像还亮着。那是父亲丁友剑，刚学会电脑，正和老伴追看儿子和爱人同志的情侣博客，上面有他们写给彼此的诗，写给父母的信…… 

老人越来越觉得，这两个热烈相爱的孩子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儿子擅长摄影，喜欢用多次曝光在黑夜中画出关于爱与爱情宣言的光影； 

李俊龙擅长语言，会说英语、法语与日语，会弹钢琴； 

十字路口的“秘密花园” 

“人民公园是人民的，同性恋为什么不能来呢？” 

如同白先勇小说《孽子》描写那般：“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 

人民公园里鲜为人知的方寸之地，见证了同志人群的自身变迁和分化，也见证了社会对这个特殊人群的艰难认同过程，现在，他们和他们的“王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这里是他们的“王国”，“臣民”都是男性，没有领土，只是一处精神家园。 

他们的“王国”狭窄得可怜，在广州市人民公园西侧，南北两个公厕之间，约200米长的绿荫小径。一排排石凳旁，矗立着小叶榕、玉兰树，枝叶遮天，落下斑驳光影。他们用眼神寻找志同道合者。开放而又隐晦，直率而又暧昧。这就是人民公园同性恋聚集地，应该是广州乃至珠三角最大的同性恋聚集地。 

他们管这样的地方叫“渔场”，钓“鱼”的场所，驻足于此的人，背后都有一段历史，他们藏起身世，改用“艺名”或昵称，在这儿寻找短暂或长久的快乐。 

现在，“王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 

隐形岁月

一听到脚步声，如同受惊的麋鹿，迅速分开两头跑。 

5月10日下午，老黄顺路去了人民公园。他在小道上转转，凝神瞧瞧下棋的、打牌的。走累了，坐在石凳上。 

一名陌生的中年男人走到跟前笑了笑，老黄回应了一个微笑。他挨着他坐下，两人聊起家常，说说笑话。不远处的一些石凳上，也坐着成对男子。 

这是“渔场”最常见的场景。在尖锐的世界之外，这儿没有家庭压力、同性禁忌。“放松”，是同性恋者提到最多的关键词。
50岁的老黄削瘦，至今未婚。他大部分时间蜗居家中照顾老母亲，伺候一日数餐，两天换洗一次尿湿的被褥。他觉得亏欠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月前，他刚和同居3年的男性朋友分手，后者要结婚了，这也是他一开始就规劝的：“你是家里的独子，一定要结婚。” 

2000年，老黄开始逛人民公园。这里是广州的历史地标，1918年，孙中山倡导建成市立第一公园，后改名为中央公园，1966年改成现名。1999年，公园拆除围墙，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也才真正扩大为同性恋聚集地，原因已经无法细究，但也只占了公园两百分之一的角落。
阿刚更早知道这个“渔场”。1987年，他“糊里糊涂”结婚第二年，有朋友告诉他，要认识更多朋友就去人民公园。是那种朋友吗？他问。是的。 

那年，恰好人民公园雕塑群落成，有鲁迅头像等6 座。园内保持着最初的法式建筑风格，也散落不少西洋雕塑。当时，公园收门票，1角钱／人。他做贼一般溜进公园，偷偷打望。在小树旁，他看到一些男人成双靠在一起，拖着手，压低嗓音聊天，一听到脚步声，如同受惊的麋鹿，迅速分开两头跑。 

1980年代，这不叫同性恋，属“流氓罪”。“那个谁不就被抓去劳教吗？”阿刚努力回忆圈内典故。如同白先勇小说《孽子》描写那般：“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 

一直到80年代的最后一年，才有学者涉足同性恋：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两万人的性文明调查，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在北京，从美国回来的李银河把“性别和性”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当时信息闭塞，阿刚只为在人民公园发现那么多朋友而心跳不已。他老惦记着，一下班就去。“在那儿很放松，跟过节一样，在家跟老婆一点语言都没有。”像从事地下工作，有男人不紧不慢跟着阿刚到没人的角落，紧几步上来问，你吃饭没有？或者，借个火，问个时间。第一次被邀请吃饭，阿刚不敢去，他留下了BP机号码。后来电话联络，这段关系维持了两年。 

阿刚讲述得很平静。老黄也一样。他们从一开始便洞察，特殊的感情会无疾而终，也不再去纠缠其中的痛与苦。好像人民公园，时光荏苒，新面孔变成老面孔，老黄还是愿意有空去逛一逛，仿佛是到一个心照不宣的老朋友家叙叙旧。 

纯真年代 

“公园里是我的天堂，没有了，我都不知道去哪里？” 

2000年11月11日，艾丽斯第一次来到人民公园时，“流氓罪”年代已褪去，他转了几圈，有男人在拥抱、亲吻，还有一对男人在哭泣，这些都已不再是躲藏在阴暗角落里了。 

1990年代末，同性恋渐成社会话题。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正热卖，艾丽斯买了一本，交钱时不敢把封面冲着收银员。这本书暗示他“渔场”特征：有公共厕所，人群热闹。书里还告诉他，同性恋是正常现象，并非犯罪。 

37岁的艾丽斯原在市郊开发廊，搬到市区卖早点后，他成了公园常客，一晃8个春秋。 

人民公园的初春，大叶榕枯黄又抽绿，北边的红棉树开花了，整个公园漾着香气。夏天了，黄色的芒果熟了，行人用矿泉水瓶、竹竿敲下果实。到了秋天，白色桂花开。 

艾丽斯生命却一度充满灰色。他自杀过3次，未遂。他喜欢上了抽烟，一天两包。“公园是我的天堂，没有了，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他说。
公园里自娱自乐的项目渐多，下棋、唱歌、打羽毛球、踢毽子……有些人推来CD机和扩音器，5毛钱一首歌。大概2005年，涨到了1元。摊位太多，最后变成了互相飙歌，公园管理者不得已限制了区域和时间，现在，周末时才能听到狂野的卡拉OK了。心情愉快时，艾丽斯和圈内朋友会去唱几首。他唱粤剧、流行歌曲，喜欢梅艳芳的《女人花》，曲调幽怨，有时流着泪唱完这首歌。他们用的是女声，男女合唱时，一些路人乍听吃惊，却也鼓掌：男儿声竟能如此阴柔。 

人民公园的同性恋圈子名声渐隆。旧“渔场”经常被执法部门驱赶，也开始转移到这儿。2000年代初，可能是同性恋聚集最密的那几年。一般周末下午人最多，郊区、周边城市的同性恋都聚集在此。外国人也知道这个点，艾丽斯见过一个老外，金发碧眼，大腿上刺着“珠江啤酒同性恋”，他用蹩脚的英语打趣：“Can I kiss you？”“Yeah！”老外指着自己的脸颊。 

年轻的同志们开始学会了上网，交友不再依靠“渔场”。许多老年人怀念着这段时光，“那时候很纯。”他们与公园保安相安无事，“他们只是负责拔拔草什么的。”艾丽斯说。 

流浪歌手 

治安员喊着：“清场了，走啦走啦！”治安员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人民公园南面原是一片民居、商铺。2006年初，扩充为南广场。公园面积增大一半。一个刻有史文介绍、花岗岩加铜制成的城市原点标志，在南广场的圆形中心广场设立了。同志们的领地依然固守着那200米的小径。但同性恋圈子不可避免地复杂化了。 

2006年国庆后一天傍晚，舒淇（化名）坐在公园的石凳上，心里既怕又兴奋，他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那年他22岁，和一个男性朋友相处了3年。分手时，他没有工作，飘零一人。 

舒淇开始混迹于公园。这是特殊的一个流浪汉群体：没有工作，以园为家，在同性恋圈的灰色地带徘徊。他结识了一帮年轻“姐妹”，他嘴大，就被昵称为“舒淇”。缺钱时，舒淇和一帮人会去“献血”，200cc血200元钱，免得饿肚子。 

在公园石凳上，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凑过来跟他说话。“我不喜欢他。”舒淇说，但跟着老人去了他家。完事后，老人问：“你是不是要钱？”“是。”“要多少？”“200。”这样的交往持续不久，舒淇找了一份酒楼服务员工作，便不再去老人家里，偶尔还会打电话问候一声。有时，老人会问：“公园有没有帅哥？介绍认识一下。”“没有啊。”他敷衍着。 

“像这种情况很多的。”舒淇说。 

“那是一段很惨的日子。”5月9日，他穿着餐厅服务员制服，回想着。“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有了钱，什么都不用担心。”那时，除了去朋友家、泡网吧、在麦当劳捱夜，舒淇便睡在公园石凳上。2006年左右，公园深夜不清场。后来要清场，治安员喊着：“清场了，走啦走啦！”他们便挪到公园边上，治安员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深夜，是他们的快乐时光。大家天南海北聊天、唱歌。唱完，有人尖着嗓子喝彩：“好好听哦！”闹得凶了，治安员就出来了：“走了走了，别在这里吵了！”有一些同性恋在酒吧、夜总会做反串演出，也就是男扮女装，用女声唱歌。他们在演出前，或者结束之后，会到公园来逗留。艾丽斯记得最有名的是“萍姐”，“他化女装很成功的，穿连衣裙、高跟鞋，带着假波（乳房），我们会去抓一下，大家逗逗开心。”有时候，萍姐会加入一些业务舞蹈队跳舞、唱歌。许多人围着他，听他粤语发音不标准的歌，一些人还跟他拍照留念。据说，他出过自传，上过报纸，带了不少徒弟入演艺圈。不过，现在公园已见不到他了。 

何去何从 

“人民公园是人民的，同性恋为什么不能来呢？” 

寄生于此的行当也自然而生：偷窃、抢劫、卖淫的。受访的同性恋大都自认是受害者。 

Ricky家在广州、佛山交界的高村，他喜欢人民公园，但已不敢去。几年前，他在公园认识了一个看起来很纯净的年轻人，在公厕，他被对方抢走了钱包和手机。算起来，他被偷、抢的手机已有5部。 

“这个圈子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是找朋友，有的只是想玩一下，有的来聊天，有的就是为了生活赚钱。”舒淇说。现在，老黄也不敢在公园里找朋友了，只是逛逛。“在这个圈子里交往，弦不能放松的。真爱是有的，但概率太低太低了。”很多同性恋不会去公厕里，三五人占据了小便池，作势小便，每当有人进门时，狺狺的眼神如同扫射猎物一般盯着，如遇相同的眼神，便尾随而行。而这大部分是借“钓鱼”为幌子偷窃、抢劫。 

今年初开始，人民公园辖区内的广卫派出所加强了治安管理，一批一批的同性恋被带到所里询问。这在同性恋社区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提及了电影导演张元的电影《东宫西宫》，影片讲述的是北京某公园，民警抓捕、审讯同性恋的经过。 

在小白的印象中，频繁搜查出现在3月底。他是智行基金会志愿者，这个香港慈善机构专为艾滋病和弱势群体提供关怀。“就像演电影一样。”志愿者小姚回忆。4月3日，几名警察、治安员突然从四面包围上来，包括他们4名志愿者在内，有二三十人被带到派出所，大多是同性恋者。 

小白记得，询问笔录上写明事由是“涉嫌卖淫嫖娼”。但仅有两个问题涉及：“你是不是卖淫嫖娼”、“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卖淫嫖娼”。
所有接受询问的人还都会被问到：“你是不是同性恋？”最后，民警会在笔录外补充一句：“以后不要来了，这里不是你们呆的地方。”包括智行志愿者，他们会被告诫不要来做外展，因为会招来同性恋者。 

一名曾被询问的同性恋者Tony很气愤：“人民公园是人民的，同性恋为什么不能来呢？”敏感者觉得这涉嫌“歧视”。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看来，警方行动缺乏法律依据，“影响警方行动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但警方是执法者，需要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不能随便抓人”。
智行志愿者，以及一起开展活动的广州市疾控中心官员事后曾到广卫派出所所交涉。
“我们也有难处。”广卫所负责人告诉他们，警方是接到市民投诉采取行动的，否则警方会被认为不作为。
比如，有市民被同性恋者骚扰；有人在公厕里盯着小便的市民，甚至过来抚摸。有一次，一名警官身着警服如厕，刚一进厕，就有两个人一左一右围上来，盯着他看。在警方最近的一次行动中，从一个公厕里带走了20余人，“他们呆在里面长时间不出来。”另外，该负责人提到同性恋抢劫、敲诈、卖淫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已是属于触犯法律的行为。 

该负责人称，警方行动时，很难辨别哪些同性恋有不文明或者违法行为，“这些人的身份我们并不掌握，只能统一行动。”智行工作人员叶贝担心这个精神家园会消失。“我们会采取一些办法，一是加强人民公园的宣传教育，同性恋者作为文明市民，不要发生不文明行为。二是组织羽毛球比赛、英语角，把这里变成同性恋的文明场所。” 

许多同性恋者已不敢在公园露面，家在附近的Tony被询问过一次之后，不再敢来公园逗留。舒淇站在公园边上，估摸着又到治安员出巡时间，也匆匆逃离。“我一些朋友都被带到派出所里，现在哪还敢去啊。” 

不管是非如何，人民公园，这个“王国”已经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