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后遭冤死的中共最高级军官 枪决场面惨烈(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常州城也陷于大混乱中。8月，常州市机械局的人保科长偕同常州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到蔡铁根家里抄家。当时，抄出了蔡铁根的40多本日记，一把抗日战争时期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指挥刀。蔡铁根见日记被抄，当场声明：“这日记没给任何人看过，你们把内容扩散了我不负责！”因为日记里有对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对某些政策措施不满的言论。特别是，他在日记中有批评毛主席的语言。抄家人员便如获至宝，呼啸而去。

　　这次抄家后不久，巢尔谷接到常州市公安局的通知，再次来到常州。他把“文化大革命”以前几年中了解蔡铁根所得的材料进行“综合”，整理了一份长篇材料。把蔡铁根与他朋友的往来说成是以交朋友为名搞“反革命组织活动”；把蔡铁根等人谈论打游击，说成是“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要推翻政权”；巢尔谷还把他邀请蔡铁根去游览“善卷洞”，胡说成是打游击看地形。

　　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常州市委于1966年9月上旬成立了“蔡铁根专案办公室”。9月17日，市公安局拘留了蔡铁根和同他往来密切的吴翼；接着又拘留了同蔡来往较多的余须涌和屠苏。

　　蔡铁根入狱后，对于逮捕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第一次审讯中，他对审讯人员说：“我根本不是犯人，十六条里，我够上哪一条？把我关了十几天有什么根据？依什么法律？”对方喝道：“你讲还是我讲？这里是看守所！”蔡铁根回答：“我要讲，你们要把我往框框里装，我决不会承认。”为抗议对他不公正的打击迫害，他在狱中曾三次绝食。他曾想逃出监牢去告状，结果被察觉，罪加一等，钉上了镣铐。

　　1969年11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把与蔡铁根案子有牵连的人集中到一起，用所谓办“学习班”的办法来搞。

　　据参加“学习班”的人回忆，当时气氛森严恐怖。关起大门走小门，所有的窗户都用纸密密糊上了。15个对象由15个小组搞，各占一个房间。1970年3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根据几次搞的材料，认定“以蔡铁根、吴冀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判处蔡铁根、李业舫死刑，立即执行。

　　从听到判决到最后，蔡铁根始终从容镇定。行刑前，蔡铁根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吴翼道别时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铁根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早在1970年3月底，这个冤案宣判后的20多天，蔡铁根的同案受害人吴翼等人就向服刑所在单位提出口头和书面的申诉。到1976年底为止，数万字的申诉材料如同石沉大海。申诉者落得的只是所谓“不服管教”，罪加一等。

　　1978年1月，许多同志给蔡家三兄妹凑集了路费，让他们到北京上访。同案被害人余须涌将第一手材料交给蔡氏三兄妹。在北京，一些领导同志亲自为孩子们安排食宿。他们中有些人和蔡铁根同志是战友。听着孩子们的哭诉，他们说：“孩子别哭，我们了解你爸爸，他是个好同志！”

　　常州市法院和常州市委也及时对蔡铁根一案中被判刑的四人进行复查。1978年7月，宣告被枪杀的李业舫无罪，平反昭雪；宣告正在服刑劳改的吴翼、余须涌无罪，释放回家。对蔡铁根，因为右派问题尚未改正，决定请示汇报后再作定论。

　　1979年2月6日到14日，常州市法院派人偕同江苏省高级法院的同志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了蔡铁根的案情。最高人民法院复查了全案，于1979年 2月12日作出关于蔡铁根一案的处理意见，明确指出：“认定蔡铁根‘要组织反革命游击武装，要建立根据地，上山打游击’，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关于蔡铁根由于被划成右派，由于对处理彭德怀同志等问题有意见，在他的日记上写了一些批评毛主席的话，这也“构不成犯罪”。因此，经研究认为：“原来蔡铁根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是错误的，应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给予平反。”